德籍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来华多年，长期受聘参与北洋的海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他在甲午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使他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熟知。但是，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不多，评价也不高，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令人颇难苟同。对于这样一位受聘担任高职的洋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 汉纳根其人

　　汉纳根(1855-1925)，德国赫森(Hesse)人，出身于军人世家。来华前一直在德国军队中服役，曾任陆军上尉，1879年应聘来华。不久，他发觉 清军所用的战术还是进攻太平军时的那一套“旧法”，“绝无奇谋深算，至于泰西武备新学，更梦想所不到”，遂离开军队，改而“从事于测算之役”。(1)汉纳根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的女婿，德璀琳又与李鸿章的关系密切，因此，李鸿章对汉纳根也十分器重。此时，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正需要大量人才，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

　　1880年，为筹建北洋海军基地，李鸿章命汉纳根会同汉员陆尔发及英国海军军官柯克(Captain Cocker)前往旅顺勘察炮台及船坞修理之所。根据汉纳根等的报告,决定先修黄金山炮台，并委派其负责监修旅顺口炮台。经汉纳根负责设计、建造的炮台在旅顺口分两个炮台群：一是口西海岸炮台；一是口东海岸炮台。西炮台包括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城头山炮台、老铁山炮台，共6座；东炮台包括黄金山主炮台、东小炮台及臼炮台，摸珠礁炮台、老砺嘴主炮台、北山及人字墙，共5座。其后，又环绕旅顺背后，陆续修筑陆路炮台17座。他还经手创办了旅顺水陆兵弁医院。在旅顺基地的工程建设中，不仅各处的炮台是由他设计完成，而且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也常由他策划与监督，成为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最得力的助手。另外，汉纳根还负责设计和修建了大连湾、威海卫炮台。1888年,根据汉纳根的计划,在威海修建炮台多处：南岸有皂埠嘴炮台、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北岸有北山嘴炮台、黄泥沟炮台、祭祀台炮台；刘公岛有东泓炮台、东峰炮台、南嘴炮台、旗顶山炮台、麻井子炮台、黄岛炮台；加上日岛炮台，共有炮台13座。后来又修建了所城北、杨凤岭、合庆山3座陆路炮台。1890年，威海各海岸炮台陆续建成。这些炮台均以长墙连接成炮台群，其交叉火力能有效地防御海上目标，曾被人誉为 “东海屏障”。鉴于“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汉纳根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建议朝廷能够加强炮台后路的防守。但因当时的中国官吏大都缺乏近代防务意识，认为汉纳根“怀挟私意”，拒不采纳。汉纳根既“与当事者意见不洽”，(2)且任期已满，于1890年返回德国。

　　1894年6月，汉纳根再次来华。时值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关系紧张，汉纳根主动向李鸿章提出去朝鲜察看形势。7月23日，搭乘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轮前往朝鲜。25日，高升号行至朝鲜丰岛海面，被日舰浪速号开炮击沉，汉纳根泅水方得以生还。8月23日，李鸿章任命汉纳根以五品花翎总兵衔，担任北洋海军总查。9月15日，与提督丁汝昌统帅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队去朝鲜。17日，舰队在黄海海面与日本联合舰队相遇，遂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汉纳根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指挥作战，海战持续近5个小时，朝廷因其此次督战有功，恩准逾格赏加提督衔。(3)黄海海战后，汉纳根先后向李鸿章和清政府条陈速购西洋快船，以加强海军。同时，他还向清政府建议改革军制，筹建新军。

　　甲午战争结束后，汉纳根仍任陆军教官。后离开中国军界，转而经营井陉煤矿，直到1917年中德断交，并于翌年底被遣送回国。1921年汉纳根三度来华，于1925年在天津病逝。

　　二 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

　　汉纳根第二次来华，正赶上甲午战争爆发。这与他第一次应聘来华的情况不同，在面临火与血、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必须做出抉择：是回避还是参与？按常理说，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以私事重至中华，非有华官之敦聘”(4)，完全不必冒此风险，做出回避的决定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的正直品格不容许他这样做。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谁是侵略者、非正义的一方，谁是自卫、正义的一方，他是了然于胸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参与。仅此一端，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先是1894年7月23日，清政府雇用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高升号，载兵由大沽口出发，增援驻守朝鲜牙山的军队。汉纳根作为一名普通乘客搭船同行。25日9时许，当高升号驶至丰岛附近海域时，恰与日舰浪速号相遇。日舰向高升号放空炮两发，威胁高升号停轮，并准备将其俘虏。这时，船上的清军管带们立即向汉纳根表示：“宁愿死在这地，不愿当俘虏。”汉纳根把这个意思转告给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并“与船长约定好”，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让高升号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船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当日本人持武器登上高升号后，以临检为名，要俘虏这艘船时，船长高惠悌称“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汉纳根把船长与日本人谈话译给中国管带们听后，全船将士齐声反对。这时，汉纳根挺身而出，对日人说：“(船长)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的港口去”。高惠悌也指出：“考虑到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5)但是，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根本无视这一合理的要求，竟下令发炮将高升号击沉。汉纳根泅水获救。亲身经历了这次事件，汉纳根心不能平，向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Willian H.Wilkinson)提供证词，揭露日人的残暴罪行(6)，同时也萌生了投身中国军旅的愿望。

　　丰岛海战后不久，李鸿章有意让汉纳根担任北洋海军总查来协助丁汝昌，召见汉纳根称：“君愿入海军代为指教以助丁汝昌乎?丁汝昌业已受命，将率诸舰出寻东舰。倘东舰阑入北直隶海界，应即迎头截击。君诚愿往，老夫之心安矣。”(7)汉纳根明知任务艰巨，但激于对日本之义愤，慨然许之。遂登定远铁甲船。9月17日晨，北洋舰队护送铭军10营入朝，从大东沟返回旅顺。上午11时许，北洋舰队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汉纳根与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都登上了旗舰定远号前方的飞桥辽望，判定为日本舰队。于是，他们一面密切注视着日舰的动向，一面商讨御敌对策。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排成犄角鱼贯小队阵驶向敌舰。12时20分，日本舰队逐渐接近，丁汝昌、汉纳根等见12艘日舰以单纵阵冲来，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下令改变原来的犄角鱼贯小队阵 “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犄角雁行(小队)阵”(8)，直冲日本舰队。

　　12时50分，海战打响。提督丁汝昌在指挥中身受重伤，汉纳根乃与右翼总兵刘步蟾共同督战。北洋舰队皆以舰首指向日舰本队，先将日舰本队拦腰截为两段，并向敌发动猛攻。“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舰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9)定远先发炮击毁日本旗舰松岛第7号炮位。又从日舰比睿的右后方发炮猛击，比睿下甲板后部全部毁坏，并起火灾，侥幸逃出北洋舰队的炮火网。随后，定远与诸舰合力猛击日舰赤城，赤城中弹累累，死伤甚众，其舰长坂元八郎太伤重毙命，最后逃出作战海域。战到下午3点半钟，定远和镇远处在5艘日舰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险。但二舰将士在汉纳根和刘步蟾的指挥下，毫不畏惧，果敢沉着，坚决抗击。在日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各将弁誓死抵御，不稍退避，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面救火，—面抵敌”。(10)日方记载也承认这样的事实：“定远、镇远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亦不稍退。”“我本队舍其他各舰不顾，举全部五舰之力量合围两舰，在溜霰弹的倾注下，再三引起火灾。定远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镇远前甲板殆乎形成绝命大火，将领集合士兵救火。虽弹丸如雨，仍欣然从事。在九死一生中毅然将火扑灭，终于避免了一场危难。”(11)在此危机时刻，定远舰向日本旗舰发射的一颗巨弹，将其重创。据日本随军记者报导称：“霹雳一声，命中松岛舰下甲板，击中第四号炮。松岛舰舰体倾斜，白烟腾起，四面暗淡，海浪涌起，疑鲸鲵也会惊而逃离。巨弹爆炸，又使火药爆炸，如百雷聚落，毒烟充满了整个军舰，伤亡80名，分队长志摩大尉也因之死亡，将士们皆抽泣而不能自持。此时，松岛舰终于因火药爆炸而起火，黑烟冲天。……许多火炮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12)，已经完全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日本舰队只好停止作战，向东南方向逃逸。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汉纳根会同刘步蟾指挥得力，终将日本舰队击退，使其遭受到重创。海战结束后，光绪帝特颁谕旨，以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又因其“在船督战尤为出力”，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13)

　　黄海一战，北洋舰队虽击退了日本海军舰队的进攻，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实力大为削弱。此时，如何整顿与加强海军，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汉纳根因于10月上《整顿水师刍言》，内称：“现与倭战，北洋水师最关紧要。今虽未得海军大用，而大东沟之战已极努力，终至击退倭船。奈本船亦各受伤，多日不能再战。……此后如要海军精强，终于能大战大胜，应先竭力整顿”。 并提出8项整顿措施，其中主要有以下3项：

　　(一)全国海军由海军衙门统一指挥调度。“嗣后海军衙门应自行管理海军船只、船坞、制造等局，所用水师文武官员本署自行遴选。”

　　(二)调南方各水师主要舰艇充实北洋海军。“刘步蟾应派往上海，按照大东沟战事整顿南洋船只，备妥北来，林镇泰曾应赴福建，将福省船只照样整顿，备妥北来，一同攻战。”“广东鱼雷艇甚多，……拟请选其行驶极速，船身较巨可出大洋者，拣数艘令至北洋，随同作战。”

　　(三)战舰一律配置新式快炮。“定、镇甲舰及靖、济等舰快船尚无新式快炮，现在外洋尚有做成之大小极新极快炮位可以购买，拟请每船大小添购数尊，以资御敌。”

　　汉纳根认为，一面抓紧添购新船，一面整顿原有水师，“新船到来 ，固可合成大队纵横海上，即或迟到，各该船亦可于大海中与倭船驰骋，以利进奔。”(14)

　　其后，汉纳根还亲自到总理衙门，向各位亲王大臣反复说明购买新舰的必要性：“惟欲制倭，仍须赶紧购买快船。”“买船一事，实为当时要务。千万不可惜小费，误大事。”并再上一条陈，强调整顿水师与购买新船，指出：“查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现在第一应买能挡鱼雷及雷艇者，第二宜购快船快炮，第三应整顿水师将弁。按海军为中国新立，规模虽具，将领中未能满意，仍不足恃；幸习气未深，尚易整顿。惟定造船只，缓不济急。……若向购买，并聘募外国将弁水手同船来华，分拨我旧有之船，将我船将弁水手分半，令登新船。新旧合成一大军，另派一洋员为全军水师提督，当可与倭海军相见于东瀛渤海中，使之只输不返”。(15)

　　汉纳根的建议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汉纳根建议的精髓，是购买新船要与整顿水师并行。但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总署给汉纳根购船札》(16)可知，汉纳根的购船计划很快地得到了批准，但其整顿水师的建议却被搁置一边了。而当事者办事迁延，加以新船洽购费时，缓不济急，购船计划也终告落空。

　　三 建议实行持久战略与编练新军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正当朝臣们在为主战与主和争论不休之时，汉纳根所上《条陈节略》引起了主战派大臣翁同龢的注意。《条陈节略》称：“以今而论，与倭大战，恐无胜理。惟有阻遏倭人，不敢长驱直进，令宋帅一军进扎要隘，十分严守为上，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封冻后可添数万，兵力亦可渐厚。”(17)所谓“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其实就是一种持久战略。(18)

　　事实上，对日实行持久战略乃中国惟一取胜之道，在当时已成为许多中外有识之士的共识。如英国海军部情报处提出报告称：“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并指出：“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19)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也做过预测：“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还特别强调：“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20)在清朝官员中，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对日军实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性。如南洋大臣刘坤一，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即主张对日军的攻势要“以坚忍持之”。后来更明确提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21)还有些官员也认为：“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兵贵持久，乃能制胜。”(22)但是，汉纳根与所有中外持久论者最突出的不同是，他提出了“赶练新军以备大战，添购船炮以固海军”的具体制胜方案。(23)

　　汉纳根的编练新军建议受到主战派官员极大重视，尤其是翁同龢对此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1894年11月15日，有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24)这使汉纳根深受鼓舞。本来，他先提出一个要练10万新军，后见难以被采纳，又提出一个练5万新军的计划：“步队四万人；马队五千人；陆路炮队三千人，用炮位一百四十四尊；围城炮队一千人，用炮位四十尊；工程队一千人。” 翁同龢阅此计划后，写下自己的意见：“招募三万人，枪械按三万人核算，洋将宜核减。”(26)后亦即按此意见裁定。汉纳根所上《练兵办法》九条，其第一条称：“今者，奉旨练军3万人，悉仿德国军制。督办恭亲王命汉纳根为总统。”(27)又据令同汉纳根编练新军的胡燏棻奏称：“练兵一节，臣以时势急迫，十万人未宜骤集，当与汉纳根再三拟议，始定先练三万人，……臣已遴派干员，驰赴山东、河南、口外朝阳一带分投招募，京津附近地方亦赶紧设法招集；务责年力精壮，不准以老弱疲软之人充数。俟招成若干，即预备操场，随时点交汉纳根，认真训练。总期早日募齐，练成一支劲旅，以备征剿，不致稍涉迟延。至购械募将两事，应责成汉纳根办理。”(28)在汉纳根的积极筹划和推动下，一个编练3万新军的计划终于最后敲定了。

　　汉纳根编练新军的计划刚一出台，便遭到了重重阻力。试看胡燏棻在奏报开始招募新军的同时，即流露出他对招募新军的担心：“臣反复熟虑，汉纳根练兵募将之说，固属良策；而其中办理棘手之处，却有数端，不得不鳃鳃过滤，思患预防。”他认为有“四难”：一是“筹款之难”；二是“购械之难”；三是“求将弁之难”；四是“约束之难”。其第四难正是要害所在，故特别加以强调两点：一则怀疑汉纳根之动机不纯，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一则担心“现虽借才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29)现在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发现胡折初稿，对“约束之难”讲得更为透彻。称：“此次建言本意，无非籍练兵以侵权，购船械以牟利，削平倭寇，恐非其人。纵令练成，幸而获胜，而他日之要求锡赉，恐有非财帛所能偿，且非朝廷所能主者。…………彼益得窥国家之虚实，侦兵力之强弱，察地势之险夷，观人情之向背，诱结军心，多方要挟，该国必袒之以欺我。稍不如意，动辄思逞。留之，则恐受其祸；去之，又恐触其怒。当是之时，必穷我以所不能应，而迫我以所不能忍，恐后患且十倍于倭，岂非引寇入门，自贻伊戚！”(30)这份胡折初稿暴露了胡燏棻的真实态度，从内心是反对编练新军的。盛宣怀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称：“募客将，照西法练精兵三万人，上议许可，派胡臬司(燏棻)与汉纳根议办。汉欲独揽饷权，胡请罢。”(31)便点明了胡燏棻对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所起的破坏作用。

　　其实，在当时反对编练新军的势力中，胡燏棻只是被推上前台的人物，在胡的背后还站着一大批中枢衮衮诸公。胡折初稿一则称“谋之老成，参之众议，咸谓有无穷之后患，并非臣一人之私言”，继则称“旋奉王大臣来函”、“具征王大臣顾画周详”(32)，便透露了其中的消息。首先反对练新军的是慈禧的亲近大臣荣禄，在督办军务大臣会议上“议洋队事，仲华(荣禄)力争不可”。(33)在军机大臣中，刚毅最反对按西法编练新军，所以光绪皇帝特地问他：“练兵之道，何以中不及西？”刚毅不敢正面回答，只好说：“平时须多讲。”李鸿藻对汉纳根练兵之事，也“颇不以为然”。(34)他本属于帝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却倒向了后党一边。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亦持反对的态度，声称：“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35)何况在胡燏棻的背后，还站着一位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李鸿章。盛宣怀在致友人书中道出了李鸿章当时的心境：“乃忽专任汉纳根，不归华帅节制。太阿倒持，原不可不虑”，“仍宜中堂(李鸿章)慨然自任也”。(36)据张荫桓的甲午日记所载，李鸿章曾特留胡燏棻共餐，“席间(张荫桓)询傅相(李鸿章)汉纳根练兵事，傅相言云眉(胡燏棻)向不知兵，又升转在迩，岂合以此相累？至汉纳根，虽有才而不宜驾驭，不图内间抚番至此！”(37)趁此觥筹交错、酒酣耳熟之机，李鸿章一面对朝廷专任汉纳根练新军表示不满，一面示意胡燏棻从中脱身。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胡燏棻更加有恃无恐，竟然向督办军务处“直斥汉(纳根)为贪利无厌”。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支持汉纳根的恭亲王奕訢也改变了态度。翁同龢孤掌难鸣，徒唤奈何。他在日记中写道：“夜草驳洋队稿，此事全系胡燏棻簧鼓，以致中变，余不谓然也。”(38)表现了他十分无奈的心情。甲午战争后期清廷采纳汉纳根编练新军的计划，何以刚刚启动就又匆忙刹车，由此可窥见其复杂的内幕。

　　在中国海防近代化的进程中，借才异域诚乃必不可少之举。在应聘来华的众多洋员中，以英、德两国为最多。其中，英籍洋员以琅威理(William M.Lang)为最优；德籍洋员以汉纳根为最优。他们都对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汉纳根在甲午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尤为值得肯定。惜乎当时主政者不能知人善任，用之又疑，使其未竟厥功。对此，时人多有评论，或批评“当局即覆奏中止，未免因噎废食”，或认为汉纳根“胆量可取，弃之可惜”，建议“截留汉纳根所募洋将”，“仍派为教习”，以步、炮、马队50营“调齐在小站练兵”。(39)无奈时机错过，为时晚矣。尽管如此，汉纳根的编练新军实为中国近代军制改革之先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作者：戚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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