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北洋海军的成军，标志着现代意义的海军军种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中国军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长期以来，关于北洋海军基地要塞的建设情况，人们对于大沽口基地与旅顺口基地关注较多，尤其后者，王家俭教授有极其权威的专文著作，对其工程项目、建设工期、设施设备、经费支出、参与人员等问题，逐一进行了深入探究。而关于威海卫基地的建设情况，除了在李鸿章三次勘察海防、校阅海军的奏章中有所描述外，其他则散见于海防经费报销的档案中，只能管中窥豹。

　　笔者得近水楼台之便，搜集了现存威海卫基地要塞遗址的若干第一手实物资料，并试图将实物现状与档案史料相结合，以实物补充史料之不足，以史料佐证实物所不备；进而从基地要塞的设防内容、建设进程、设计施工、炮械选购、经费使用、及其效用等层面，较为全面地考察其设防规模与水准。然而，由于威海卫要塞炮台的工程图纸资料，迄今尚未发现，因而使考察存在很大的缺失。之所以不揣浅陋，目的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方家对该问题及有关资料的关注。

　　一、威海卫基地的选定与建设

　　威海卫基地的建设，与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密不可分。1884年中法战争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强烈地刺激了清廷最高当局。战事初平，朝廷即发布谕旨，“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应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1]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枪械应如何精造，均须破除常格，实力讲求”,[2]把切实加强海防建设提上国防议程，掀起了新一轮海防大讨论、大建设的高潮。讨论的最终结论认为，“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 应“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 [3]从而确定了“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的海军发展战略，[4]北洋海军由此获得了优先快速发展的优势地位。

　　北洋大臣李鸿章将北洋海军的建军目标，定位于世界先进海军的行列，所以订购舰船、配备炮械，必以西洋新式为上。而为北洋舰队选定适宜的宿泊基地，当前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作为海军基地，需要具备许多先决条件。西方国家选择海军基地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李鸿章将其概括为六大要素：一、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二、山列屏幛，以避飓风；三、路连腹地，便运糗粮；四、土无厚淤，可浚坞澳；五、口接大洋，以勤操作；六、地处海中，控制要害。[5]

　　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认为，第一，海军基地必须设防，是其得以发挥功能的前提，“聚船处须有炮台与船坞互相表里。”[6]第二，海军基地以后勤保障为要务，“凡船之军械、粮食、煤炭必以船坞、栈房为后路。”[7]第三，海军基地防务的关键是炮台。基地 “以后路为最重，保护后路之炮台，较他口为尤要。”[8]直隶候补道、管理鱼雷营委员刘含芳也认为：“水师口岸以修船之坞，供船之煤，最为要务。而煤为尤重。无坞则船不能修，无煤则船不能行。”[9]

　　在基地的选择上，初时威海卫并未进入决策者的视野。然而经过两年的反复勘察与比较权衡，威海卫却最终以优越的港湾条件与重要的战略位置，从大连湾、烟台及胶州湾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洋海军首选的“根本重地”。

　　1、威海卫中选为北洋海军基地

　　近现代海军与传统水师有天壤之别，需要以功能完善的基地为依托保障。海军基地的功能，首先是为舰队提供后勤保障，如舰船靠泊与维修、燃料弹药补给、官兵训练疗养等；其次是通信指挥中枢等；关键则是保障基地安全。

　　关于北洋海军基地的布局构想，1881年，薛福成曾提出了“三镇”设防的方案，“北洋拟添设外海水师提督，” “应以天津镇衙门改为水师提督衙门。”[10] “旅顺、大连湾等处添设一镇，与大沽镇、登莱镇均归提督统辖。”[11] 即旅顺、大连湾为一基地，大沽为一基地，登莱镇为一基地；并且以天津为北洋海军指挥中枢。这种三角布局的构想，符合清政府以京津为重心、以渤海湾为门户的首重畿防的国防战略思想，基本勾勒出北洋海军三大基地的布局框架。不过，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许多人，倾向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山东半岛的烟台为首选。

　　李鸿章认为，“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12] 1884年1月，中法两国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遵旨筹划北洋防务，当时威海卫只建有厂坞码头，以屯储煤械，并未修筑炮台，若要设防须从长计议，添驻陆军，逐渐经营，水陆相依，方可立足。5月，李鸿章巡阅北洋海防来到威海卫，认为：“该处濒海南北两口，地阔水深，若筑台设守，需费极巨，一时不易措办耳。”[13]而“烟台北对旅顺，海面至此一束，若能两岸同心，扼此要隘，则津沽得有锁钥。”[14] 清廷遂决定设防烟台，认为“该处为海防要地，必须经营布置，以扼要冲，以杜敌船北犯之路。”[15] 谕令李鸿章等“妥筹烟台旅顺防务。”[16]

　　然而事情在1886年突然发生了转折。是年6月，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奉旨巡阅北洋海防，李鸿章全程陪同。醇亲王奏报巡阅情况时，对李鸿章办防成效大加赞赏，对基地的选择也有所表态。关于大连湾，“闻金州之大连湾，水面宽阔，能泊多船。但口门太广，无可设防，是以未经往勘。”[17]关于威海卫，“亦海滨奥区，适当烟台来路，水师屯操皆宜。惟南北两口宽各数里，筑台布雷，需费颇钜，仍需量力次第经营。”[18] 此次巡阅后，清廷在海防建设方面有了实质性的举措，表示“海防关系紧要，必须逐渐扩充，历久不懈。”[19]责成“醇亲王奕譞务当会同李鸿章等物色将才，实力整理。”[20]

　　对于海军，醇亲王可谓是知之甚少，“总理海军事务大臣”的职位，纯粹是尸位素餐，或者说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的一个幌子。不过有一点，通过醇亲王巡阅海军，李鸿章建立了一条向最高当局建言海军的渠道。醇亲王奏折中之所“闻”，“闻”诸何人？除了李鸿章，别无他人。可见，李鸿章已经否定了以大连湾、烟台为基地的可能，而把目光转移到了威海卫。对此，李鸿章有非常明晰的阐述：“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而威海卫工巨费烦，故先经营旅顺，以为战舰收宿重地，兼以屏蔽奉省，控制大沽。”[21]

　　关于胶州湾，李鸿章认为暂时无力经营，只能留待将来。理由之一，该处“地处偏僻，距黑水洋船路尚三百余里，并不能扼断来路，似目前尚难筹办。”[22]“自来设防之法，先近后远。旅顺与大沽犄角对峙，形胜所在，必须先行下手。”[23]即优先建设旅顺基地。理由之二，经费不足，“北洋目前兵力、饷力实形竭蹶”，“断难远顾胶州。”[24]

　　选择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不仅符合当时的综合国力、国防指导思想和海防认识水平，也取决于对自然地理条件的依赖程度。李鸿章认为，北洋“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25]也就是说，威海卫具有作为海军基地的六项优越条件。

　　首先，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与北面的辽东半岛相距107海里，自此向东40多海里便是海路要道成山头，再向东200余海里可达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港，正当 “黑水洋航路”。威旅两地遥遥相对，形同渤海湾的门户锁钥，控制着由渤海湾进入黄海的水上要路，军事战略位置至为重要。

　　其次，威海卫具有天然形胜的良港。威海卫总体地理形势为西面接陆，北、东、南三面临海，沿海岸线山势起伏。威海湾东向开口，港湾南北两岸山势逶迤，如两臂东伸入海，揽一湾于胸前；西北两面的高山，可有效地阻挡冬季来自西北方向的劲风，使威海湾成为北方少有的不冻港湾。距威海卫2海里处，更有一座刘公岛横踞口门，为港湾天然屏障，且将港湾分为南北两口，“北口水宽四里余；南口则日岛矗立中央，左右复分两口，各宽五里。” [26]据实际测量，北口宽1600米，最深处34.5米，适合大型舰船出入，是威海港的主要航道；南口水面宽阔，宽达4500米，最深处19.8米；刘公岛前面的海域，则是优良的舰船锚泊之地。[27]

　　其三，威海湾南北两岸与刘公岛，山势起伏，适宜布置炮台，进行要塞设防。

　　2、要塞设防规划工程项目

　　北洋海军三大基地中，依托天津的大沽口基地建设时间最早，船坞规模较小，仅能维修小型舰艇，主要是作为北洋海军的枪械供应基地。随着北洋海军“定远”舰等大型铁甲舰的订购与服役，其维修保障能力根本不能满足需要，故自1880年—1990年着手营建旅顺口基地，作为舰队维修保养基地，其工程规模浩大，耗费不赀，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王家俭教授对此有专文宏论。

　　早在1881年，李鸿章便将北洋海防鱼雷营设在威海卫，由刘含芳负责操练；又因北洋舰队经常来此操防停靠，故于刘公岛设屯煤所和机器厂，便于舰队上煤与简单维修。而威海卫基地正式设防于1886年拉开序幕，“陆军则自十二年后始议办威、大之防。”[28] 李鸿章认为，设防“以购炮筑台为先务，亟须预订巨炮以壮威势。”[29] 随即派令沿海前敌水陆营务处周馥，会同调驻威海卫的绥巩军统领戴宗骞，先行前往威海卫详细履勘，作出具体的设防规划。

　　勘察结果是：威海卫“南北两口，必须分筑大炮台十余座，乃可凭以扼守。”[30]显而易见，建设施工面临着重重困难：“遍山石骨嶙峋，踹扎营垒，先须凿石填坡，翻山运土；雇夫募匠，施工倍极艰难；”[31]更有工程材料采购运输方面的困难，“所需各项物料，本地无从采买，又须远道购运，约计应用经费实繁且巨。”[32]

　　威海卫要塞工程综列如下。建设海岸炮台11座，其中刘公岛4座，南北两岸各3座，日岛1座。陆路炮台4座，其中南岸2座，北岸2座(其中1座至甲午战争时尚未完工)。甲午战争时期又增筑临时陆路炮台6座。威海卫南北两岸各设水雷营1座，并各附设水雷学堂1座，绥巩军枪炮学堂1座。岛外修建子弹总库、火药总库各1座(见附表一)。在刘公岛上，建设大铁码头1座，麻井子船坞1处；建屯煤所、机器厂、鱼雷修理厂各1处；建筑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医院、水师学堂、练勇学堂、电报局、电灯台各1所；总火药库1座(见附表二)。

　　3、要塞工程的分期建设

　　由于北洋海防经费拮据，所以威海卫基地的建设，不得不待旅顺基地工程基本告竣后，才得以分期实施。工程大致分为四期。

　　首期工程，1887年——1889年，主要是修筑威海湾南北两岸的海防炮台。于“威海卫之北口北山嘴、祭祀台筑炮台两座，南口之鹿角嘴、龙庙嘴筑炮台两座，并各建兵房、子药库，铁码头、铁道通联一气。”[33] 1888年5月，李鸿章亲赴威海卫，“登山履险，亲加勘度，”[34]督察海防工程，认为炮台选址布局“尚合机宜”，该处“为渤海门户，口岸宽广，应筑台垒尚不止此。”[35] “惟目前经费支绌，兵数又单，只能就现有人力、财力，择要经营。”[36]

　　与此同时，委办操演鱼雷事务道员刘含芳，“建造威海卫金线顶山下鱼雷厂库、学堂、泊岸、码头等项”；[37]岛上“建造威海卫刘公岛水师机器厂屋等项”。[38]

　　第二期工程， 1889年——1891年中，主要是添筑炮台。一期工程之后，戴宗骞所部绥巩军又在北岸北山嘴、祭祀台炮台之间，添筑黄泥沟炮台1座，“以便居中策应。”[39]在南岸龙庙嘴、鹿角嘴炮台以东，添筑皂埠嘴炮台1座，“以便向外迎击。”[40]

　　副将张文宣率北洋护军2营驻防刘公岛与日岛。护军于岛西端北面新筑地阱式炮台1座，李鸿章奏折中称“刘公岛炮台”，地人又称之为“公所后炮台”，因其临近麻井子船坞，又称“麻井子炮台”。在刘公岛西端的黄岛上建炮台1座，是为黄岛炮台。黄岛原为一座孤立的小岛，落潮时可徒涉而过，北洋护军运土填海，将黄岛与刘公岛连接起来，“跨海通道，工力尤艰。”[41]南口居中之日岛，原为露出海面的一片礁石，北洋护军从南岸运来土石加高，在其上建地阱式炮台1座，“与南岸赵北嘴[注：即皂埠嘴]炮台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42]

　　刘公岛为“水师各舰寄碇上煤之所，”[43]道员龚照玙创造大铁码头，“用厚铁板钉成方柱，径四、五尺，长五、六丈，中灌塞们德土，凝结如石，直入海底，较之各处所设铁码头工程尤钜。” [44] “威海卫布置情形，地势台工均甚得力，惟订购炮位尚未到齐，后路营库各工仍须随时添设。”[45]

　　山东候补知县萨承钰奉山东巡抚张曜派遣，考察南北洋各炮台。于1890年9月4日来到威海卫，当时两岸炮台工程已基本布置就绪，他将实地考察所见记录如下：“其北岸第一台为北山嘴炮台，高下分作三层；第二台为黄泥崖炮台(注：即黄泥沟炮台)；第三台为祭祀台炮台。南岸则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三炮台，形势相埒。海中一岛曰刘公岛，北口建地阱暗炮台(注：即公所后炮台)，台式系深掘地基，以为地阱，形如满月，中藏阿蒙士庄新制后膛地阱钢炮二尊。岛之北(注：实为岛之西)有黄岛焉，山下筑一土堤，陆路可通；岛之南有日岛焉，四面环海，山势突兀，现建地阱暗炮台，安炮位二，以为威海之防。”[46]

　　与此同时，陆军建设子弹、火药两库等工程。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刘公岛水师医院、刘公岛水师学堂、刘公岛练勇学堂等工程也相继完工，投入使用。

　　第三期工程，1891年6月——1894年5月，主要工程为添设水雷营、陆路炮台、海岸炮台与弹药库等。

　　“威海卫为北洋海军根本重地，”[47]“北洋第一重门户，海上有事，首当敌冲，”[48] 绥巩军驻扎威海卫4年间，“创建炮台，累岁经营，已成重镇。”[49]然而威海湾“口宽澳阔，” “一片汪洋毫无拦阻，”仅靠炮台防守，尚显疏而不密，故“添布水雷最关紧要。”[50]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水雷推陈出新，新式水雷威力大增，成为“沿海守口利器，”[51]与“炮台互相控扼，则敌船不易深入，是以各国均以此为海防要图。”[52] 李鸿章对于水雷的认识，来自于水雷演习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以一指按电线，电火入雷，轰然一声。水立百余丈，无论何船，当之未有不倾覆者。”[53]所以，威海卫基地防务除炮台外，还须添建水雷营。“除绥军原有水雷勇一哨系为护营以用，仍循旧办理外，”“于威海先设二营，一驻北口，一驻日岛之南”。[54]

　　北口水雷营，位于北岸北山嘴与黄泥沟两座炮台之间，属戴宗骞统带。南岸水雷营，位于龙庙嘴炮台以西，属刘超佩统带。现存沟北船坞，即为南岸水雷营布雷艇停泊之所。各水雷营附设水雷学堂，专门培训水雷兵。

　　这一阶段的炮台工程，主要侧重于后路的陆路炮台建设。绥巩军“于柏顶、九峰顶、杨峰岭、谢家所(注：即“百尺所”，明代为防倭而设，因所城内居民以谢姓居多，故得名“谢家所”。绥巩军在所城以北建陆路炮台，称“谢家所炮台”，当地人称“所城北炮台”)四处，添建新式陆路炮台各一座；”[55] “添建拐角快炮台、田鸡炮台共三座”；“仙梯岭、马蹄疃分建子弹总库、火药总库各一座。”[56]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南岸后路杨峰岭、所城北2座陆路炮台完工，并在威海卫南岸防御战中发挥了作用；而北岸的柏顶、九峰顶2座陆路炮台则未能告竣，作为临时炮台使用。[57]

　　刘公岛上，北洋护军在岛西连接黄岛处，添设地阱式炮台1座。添筑南嘴炮台1座，该炮台位于东泓炮台西南，与南口海中之日岛炮台相策应。又沿刘公岛南海岸线，修筑南嘴防护土墙一道，起于最东端的东泓炮台，止于东村村东，长约千米，防御敌人由此上岸。山顶筑防护墙一道，东起东泓炮台以西，西达公所后炮台，顺山脊而行，长约5000米。另在东村以东的山沟中，于山腰处建总药库1座，于山脚下建甜水仓1座。[58]在淡水极其稀缺的刘公岛，此处水源不仅出水量大，且含盐量极低，甘甜可口；时至今日，刘公岛东村的居民生活用水，仍然取自该处水源。

　　第四期工程，1894年6月——1895年1月，为甲午战争期间的临时防务工程。其中既包括此前未完工的永久性炮台工程，也有临时构筑的简易炮台工程[详见表一]，还有海上水雷防材等。甲午战争期间，水雷营在威海湾南北两口布置了由水雷铁链和木排构成的防线。北口布设海底水雷5颗，浮标水雷14颗，电气触发水雷60颗；南口布设海底水雷72颗，电气触发水雷97颗。[59]威海卫战役的实战结果表明，南岸炮台陷落敌手后，水雷防线仍然有效地阻止迟滞了日本联合舰队及鱼雷艇对港内的进攻，发挥了不可抹煞的防御作用。惜乎南岸水雷营为敌占领，控制装置被日军所得，电气触发水雷遂失去防御效力。

　　二、威海卫要塞炮台设计与施工

　　威海卫要塞的工程设计，由德国陆军大尉、要塞工程师汉纳根[Van Hanneken]担纲。1879年，汉纳根通过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的推荐，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海军军事顾问。[60]曾主持了旅顺口炮台的设计施工，“新筑炮台营垒，全仿洋式，坚致曲折，颇据形胜”。[61]因而在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保案中，曾获三等第一宝星奖赏。

　　1、威海卫要塞炮台设计特点

　　设计监造旅顺口要塞炮台工程，无疑使汉纳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以旅顺口黄金山炮台为其代表作，式样为“仿德国新式筑做，”[62]优点是“台形匾而小，兵房、子药房均藏台墙之内，敌炮难以攻入；”[63]因为炮台内部结构复杂曲折，所以“非纸画所能毕肖，”[64]需要用模型才能表现。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炮台格局，代表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炮台设计水平。

　　关于炮台选址，西方也有一些可资遵循的窍要：炮台选址要隐蔽；炮台背后不宜靠山，以免敌弹反击；炮台外须有坦坡，不得壁立。关于炮台、炮位布局，扼要处须有数台互成犄角布局；连台炮位布置作犬牙形，形成十字交叉火力；炮台人不宜多；炮台炮位不宜宽敞，以防炸弹坠落。关于炮台后路及侧面防护，后路应布置回击小炮，以防敌人后路偷袭；炮台前面、侧面应构筑濠堤，布置快炮、快枪，以防敌人登陆。[65]

　　那么，威海卫炮台的布局与设计特点如何呢？答案需要从历史档案、照片资料以及现存之炮台建筑中来寻求。

　　特点之一，选址布局均得关键，正面防御交叉严密。威海卫海防炮台一般选筑在临海丘埠之上，甚得地势之要。北山嘴炮台为北岸海防第一台，炮位依山势分高、中、低三层布置，既可凭高击远，又能形成立体火力；横向不仅与黄泥沟、祭祀台两座炮台构成交叉炮火，纵向且与刘公岛之黄岛、公所后两座炮台炮火交织，封锁北口海面。皂埠嘴炮台则为南岸海防第一台，为威海卫要塞规模最大的炮台，与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遥相呼应，同海中之日岛炮台、刘公岛之东泓炮台、南嘴炮台南北呼应，组成交叉炮火，封锁南口海面。特别是日岛地阱炮台，踞南口航道中央，左襟刘公岛诸台，右带南岸三台，“瞬息升降，灵准非常，”[66]“于隔海数里外置靶，一击而中。”[67] 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特点之二，新式炮台的炮位、兵房、弹药库三位一体，并因地制宜将三者合理地融为一体，增强了炮台的隐蔽性和抗破坏能力。建筑布局均炮位在前，兵房、弹药库在后；炮位内设有炮兵掩体、临时储弹处、以及坑道口；兵房、弹药库为地下式，一旦有警，炮兵可通过地下坑道快速直达炮位，弹药也可源源不断地供应。

　　特点之三，弹药库安全隐蔽与防潮问题。中国的传统炮台，弹药库建于第上，隐蔽性差，极易受到攻击毁坏；新式炮台的弹药库建筑在地下坑道内，几乎不受敌炮威胁，生存能力大为提高。在弹药库与炮位之间，或铺设窄式铁轨，或设置滑轮提升装置，可将弹药快速及时地输送到炮位上去，切实保障弹药供应，增强了炮台防御水平。弹药库还采用了防潮技术，除了对坑道壁的外面作防水处理外，还在坑道壁与弹药库墙壁之间留出空夹层，可以有效地隔绝山体渗水，起到防潮的作用。

　　特点之四，炮位后面的兵房系将山岩下挖，前面辟出平地；兵房的前立面为露明墙，其上开辟门窗，加强采光通风，冬暖夏凉，利于士兵健康；而兵房顶部填厚土与炮台持平，不易为敌弹所毁。

　　特点之五，坑道和兵房内的通风、换气、排水问题。采用矿山竖井通风技术，炮台兵房、坑道内均设计了通向地上的竖井，且高出地平，上加铁罩。为解决坑道内的地下渗水和水汽凝水，在建造时对坑道建筑外层面作防渗层处理，坑道内设排水暗沟和集水坑，排除内部渗集的水分。

　　特点之六，坑道内的照明问题，当时坑道内尚无电灯照明，因此在兵房与坑道以及弹药库的墙壁上，每间隔一定距离，设置灯龛，供放置马灯照明。

　　要塞炮台的设计布局也有不尽合理之处，此点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疑，甚至关乎清军在威海卫战役的失利。

　　第一，海岸炮台的布局尚有疏漏之处。威海湾南岸最东端的皂埠东山，是皂埠嘴炮台以东一处居高临下的高地，踞于威海卫至成山头航线的转折处，向北可监视威海湾南口航路，向南可控制皂埠口湾(注：又称“阴山口”)，具有极为重要的设防意义。而李鸿章、周馥、戴宗骞等人却视而不见，反而将炮台设在深缩湾内的龙庙嘴处。其后果是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将北洋海军封锁在威海湾内；皂埠口湾则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最佳避风港和集结地，南岸各炮台均鞭长莫及；而龙庙嘴炮台轻陷敌手，导致其余炮台失守，贻害北洋海军尤甚。此皆选址不当之恶果。

　　第二，海岸炮台与陆路炮台布防不均衡，后路设防不严密，存在重海防、轻陆防的倾向。即以南岸后路而言，海岸炮台南靠东西绵延的山岭高地，摩天岭为居中制高点，是南岸后路屏障，也是设防的关键所在。但是，除了在皂埠嘴炮台后路建成所城北和杨峰岭2座陆路炮台外，其余绵长后路均无布防。

　　北洋海军洋员英国人泰莱曾指出：“威海南岸之陆路炮台，其后路并无保障，敌人可由此来攻也。”[68]直到甲午战争期间，才在摩天岭设临时炮台，然与永久性炮台相比，防御效力则不可同日而语。西南面的南虎口、北虎口，乃由荣成通威海卫之要道，地势险要，亦未设防。

　　根源在于经费紧缺。因经费不继，只能优先建设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次之，以致战争爆发时许多尚未完工，未能充分发挥效力。经费短缺还影响到大炮的购买，许多炮位建成后，大炮不能如期安装到位，直到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方安装就绪，仓猝之间，炮兵的训练战备效果亦可想而知。

　　第三，在要塞设防中，海防炮台与陆路炮台作用迥异，所设大炮亦有明显区别。陆路炮台担当海防炮台后路防御，除配备加农炮外，还配备一定比例的臼炮[注：口径大、炮身短、构造简单的曲射炮]，主要用于破坏坚固工事，或打击视线范围以外的隐蔽目标，大炮口径一般较海防炮台小。海防炮台的防御目标是海上来敌，故配备身管长、射程远、初速大、弹道低伸、行低射界(射角在45度以下)的加农炮(Cannon)，以射击舰船等装甲目标和远距离目标，而对于近距离目标则无能为力；因此，海防炮台一般还配设小口径野炮或机关炮，以击逼近之敌。大炮平面射界的大小，取决于炮身平面转角的大小。现存大炮实物与历史照片显示，大炮转向均采用齿轮传动技术，具体则有轮轨和枢轴两种形式。轮轨形式系通过齿轮传动，使大炮炮轮沿弧形或圆形轨道运动，改变大炮射向；轨道既有180度半周者，也有360度全周者。枢轴形式即中国称之为“磨盘座”者，没有轮轨，通过炮身与底座上的齿轮传动，使大炮以底座为中轴旋转射击，每座炮台究竟使用何种类型大炮，要根据地形与炮台的具体位置而定。机械构造方面，半周轮轨式比全周轮轨式要简单，轮轨式比枢轴式要简单；价格方面，同样口径的大炮，也是前者比后者便宜许多。

　　甲午战争威海卫之战，后路防御不密，守军力单，炮台失守，海军覆灭。当时便有人将罪责加诸炮台设计者汉纳根，谓海岸炮台“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69]敌由后路来袭，只能坐以待毙，此乃汉纳根包藏祸心，故意以害中国。实则不然，刘公岛之黄岛、公所后、东泓炮台及日岛炮台，或前后临海，或四面环海，所用大炮大多可全周射击。威海湾南北两岸之海岸炮台，既有全周轮轨式，也有半周轮轨式，还有枢轴式。但因地势上均正面向海，背依高地，海防大炮射程远、弹道低平，难以对后路高地发挥近距离杀伤效果。因此，所谓“不能兼顾后路”，并非不能向后射击，而是对后路防御效果不佳。

　　为此汉纳根辩解道：“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其是否怀挟私意，余不敢知，而职此之故，遂与当事者意见不洽。”[70]由此可知，问题不在于海岸炮台能否兼顾后路，而在于汉纳根加强后路防御的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

　　2、威海卫要塞炮台的工程施工

　　档案资料显示，修筑威海卫要塞炮台工程，主要依靠驻防威海卫的绥巩军与北洋护军，专业工匠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绥巩军分筑威海湾南北两岸炮台工程，北洋护军分筑刘公岛与日岛的炮台工程。“各督将弁、勇夫，齐力兴办。”[71] “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72]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藏有一件磨盘状石夯，系当时修筑炮台所用工具，石夯磨损严重，上面中心刻有双鱼图案，周边刻有“亲军左哨”的字样，足以佐证驻军参与炮台施工的史实。

　　由于炮台建筑绝大部分属地下工程，因而建造施工难度很大。首先要因地制宜确定炮位、坑道位置，按照设计深度和宽度，开掘土层和岩层，“凿山通穴，夹层隧道，” [73]砌筑坑道、弹药库、兵房等地下建筑，最后覆土填埋。炮台面对防御方向的一面，或借山势，或填培厚土，作成梯形；前立面则作陡坡，以防敌弹滞留。“后面兵房、子药库，纯用条石砌成，以墙厚培素土，宽至十数丈，足御敌弹。”[74] 威海卫各炮台“均得形势，做法坚固，足与大连湾各台相埒。”[75]

　　中国建造西方新式炮台始于旅顺要塞，由德国人汉纳根“仿照德国新式创建，尤为曲折精坚。”[76]中国传统的旧式炮台，建造材料大多为三合土，稍早于旅顺口和威海卫的大沽、北塘、山海关、营口各炮台，就是“用三合土堆造而成，工料尚属坚厚。”[77]威海卫炮台系用石材、水泥构筑。所用石材一律为花岗岩，采自距威海卫60公里之石岛，当地称之为“石岛红”。石材纯为方整大块石料，依据建筑结构和部位，制作成方形、梯形、楔形、弧形或异形等不同形状。用于建筑兵房前立面明墙的石材，则制作出起伏棱线等式样，具有纯粹的欧式建筑风格。坑道下壁直立，上部拱券，总高度约2.5米，宽度不一，宽者约5米，窄者约2.5米，所以石料用量相当大，每座炮台用石约数千立方。水泥系从英国、德国进口，中文译为“塞们德土”，民间俗称“洋灰”，质量上佳，历时百余年，仍坚固如昔。威海卫要塞工程所用数以万吨计水泥，皆数万里船运而来，仅运费就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炮台施工工程量浩大。仅以黄岛炮台开挖土石方为例，坑道平均开挖深度约5米、宽度约5米，总长度400米；兵房开挖长度30米、进深20米、深5米；兵房前开辟平地，长100米，宽30米，深3米；测算该炮台土石方开挖总量约22000多立方米。威海卫沿岸大多属沙砾岩地质，间有花岗岩地质，“各处山石嶙峋”；当时尚无大型现代化工程施工机械，施工技术条件极其落后，“开凿万难”，最好的技术手段不过是炸药开凿；[78]建筑炮位须“轰山拓地以作台基，用力尤巨。”[79] 土石方工程只能依靠车推人挑，“取土运料皆远，极费工力，”[80]难度非今人所能想象。

　　1891年5月，“绥字、巩字等军所修山东威海卫炮台工竣。”[81]穷四年之功、萃万人之力，建成威海卫要塞炮台20余座，及其他若干工程，无论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具体勘察筹划的北洋沿海营务处周馥；也不论是负责工程总设计监造的汉纳根，还是在事的绥巩军、北洋护军官兵、工匠夫役，堪称劳苦功高。

　　为此，李鸿章特别为在事将领请奖。绥巩军统领戴宗骞，“究心时务，学识优长，谋虑忠纯。”[82] “督修南北岸炮台，结构精严，壁垒一新，操练新式枪炮、水雷，均极娴熟，足资战守。”[83]“久历艰苦，亲临行阵，忠实果毅，畅晓戎机，历办海防，兼通洋务，尤为文员中不可多得之选。”[84]保送戴宗骞赴部引见。

　　汉纳根以出色表现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李鸿章的高度评价，“在北洋效力有年，”“近年监造威海卫、日岛炮台、营房、药库等工，仿照西洋新式，将一切做法不惮烦难，逐细讲求，悉心指授，俾在工员弁匠役皆知则效，实兼总司教习之功，于海防颇有裨助。”[85]鉴于其对中国海防建设的突出贡献，李鸿章奏请赏给汉纳根三品顶戴，奖励二等第三宝星。这在北洋海防所聘用洋员中，堪称殊荣。

　　3、威海卫要塞炮械的选购

　　关于海防要塞的建设，无论布局设计还是炮械的选用，英、德等欧洲强国均有成熟经验。北洋海防威海卫基地要塞的建设，充分借鉴吸收了西方要塞建设的先进理念，所用炮械，选择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以及英国阿姆斯脱郎大炮(注:又译为阿摩士庄或阿蒙士庄)。

　　新式克虏伯后膛钢炮，系德国克虏伯(Krupp)炮厂所独创。老式大炮以钢为内膛、熟铁为外箍，由于钢与铁二者的膨胀系数不同，发射炮弹的反复热胀冷缩，容易导致“箍管松离之病，”于是克虏伯“始创钢管、钢箍之法，” 克服了这一弊病，“一时推为绝技。”[86] “半钢半铁制费虽减，终有用久裂缝之虞，不如纯用全钢，价虽贵而无弊。”[87]再者，炮身长度由25倍增长至35倍口径，“药多弹重，击力加猛，”[88] 大炮射程和威力也大为增强，成为各国争相购置、装备海防的利器。

　　阿姆斯脱郎大炮，由英国人阿姆斯脱郎(Amsterong)创制，是一种堪与克虏伯炮相提并论的大炮，该种炮原用钢管、铁箍，后亦改进为钢管、钢箍，然精度不及克虏伯炮。原来欧洲各国海陆军多有装备阿姆斯脱郎大炮者，后来则多被克虏伯炮所取代。如“义国(意大利)则陆炮用阿姆斯脱郎，船用克虏伯；和兰(荷兰)则船炮新改克虏伯；奥(奥地利)则小炮自制，水陆大炮均用克虏伯。”[89]不过，该厂生产的地阱式炮则别具一格，“机器升降灵速非常，能狙击敌船，而炮身蛰藏不受攻击。” [90] “瞬息升降，灵准非常。” [91] 两广总督张之洞所谓“地藏炮”即地阱炮，“坎地为台，上施铁盖，适与地平，人伏地中，其炮以水机升降，用意似颇精密。”[92]“沿海无山阜者，甚为相宜。”[93]

　　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以其对欧洲军备的悉心考察，认为“整练海军，炮为当务之急。”[94]建议“海军炮位宜用一律”，“嗣后兵船专用克虏伯炮，而陆路参用阿姆斯脱郎炮。其从前船炮已配阿姆斯脱郎者，亦移置陆路，改配新炮。”[95]今后除了舰船配备间或有限制之外，“水陆安炮均应购用长式。”[96]

　　近现代军队的武器装备要点，是在发挥其最大战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种类差异。选购大炮，除了考虑其性能、价格外，还要考虑便于炮械配件及炮弹的购备，便于炮弹、弹药的保障供应，便于大炮养护与维修，便于教习聘请与炮兵训练，等等。不独“海军炮位宜用一律”，要塞用炮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李鸿章接受了上述建议。

　　筹购大炮与炮台施工同时进行。“各台所需后膛大炮，亦经筹议分批订购，俾台成运到安设。”[97] 其间“于光绪十五、六两年先后由外洋分批购到，计德国克鹿卜(注：Krupp，即克虏伯)二十四生脱(注：Cente，又译为“生的”，即长度单位“厘米”)后膛钢炮十尊、二十一生脱后膛钢炮二尊、十五生脱后膛钢炮四尊、英国阿摩士庄厂后膛地阱钢炮二尊，业经一律置设。”[98] 然因经费短缺，直到1891年5月炮台工程基本告竣，“订购炮位尚未到齐。”[99] 1892年后陆续运到，至甲午战争前才安设完毕。

　　据1895年甲午战争时期的统计数字，威海卫要塞安装的克虏伯大炮，计12厘米口径加农炮12门、臼炮4门；15厘米口径加农炮9门、臼炮6门；21厘米口径、35倍身长加农炮6门；24厘米口径、35倍身长加农炮22门；28厘米口径、35倍身长加农炮2门(见附表三)。其中21—28厘米三种大口径炮，总计30门，占该时期从德国进口该类型、该口径大炮总量的41%强(见附表四)。另有口径分别为20厘米、23厘米的阿姆斯脱郎后膛地阱炮各2门。甲午战争期间，各炮台与临时炮台还添置若干小口径野炮和速射炮，不在本统计数量之列。

　　三、威海卫要塞建设经费

　　威海卫基地海防工程，项目繁多，规模浩大，所需经费不赀。1887年，据德国洋员、鱼雷教习哈孙估算设防所需经费，“威海布置炮雷，一切工程需银四百万两。”[100]此数目指炮台工程与购炮等所有开支而言。

　　如此巨额开支，必须保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方能善始善终。对此李鸿章打算“于洋药厘捐并征款内，岁拨的饷三十万，作为威、大两处购买巨炮、鱼雷、水雷、电灯、铁道及筑台设栈工程等用。”[101]计划“先以十年为度，”可以筹集总数300万两的经费，“逐岁经营，威势渐振。”[102]奏经朝廷批准，自光绪十三年起，每年由鸦片进口加厘关税中拨付30万两，其中“江海关每年照拨银二十五万两，浙海关每年照拨五万两。”[103]工程完竣后，分别报户部、工部、兵部核销。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1896年《关于威海建筑炮台工程暨购买炮位收支各款造册报销折》奏称，该项经费得到较好保障，合计共开支库平银3,075,584两。单项工程经费开支，因未见详细清单，尚难全部准确分列，现将已明、未明者罗列如下。

　　1、购炮费、弹药费与炮台工程费等

　　炮款项下，“购英、德各国新式炮位、药弹、电线、水雷，价值及运脚、保险等费，共支过库平银二百五十五万二百十七两有奇”(2,550,217两)。[104]其中，“应归工部核销：购买大小炮暨栗色药、电线器具、物料，并由天津制造局代造水雷等九款，价值共库平银二百十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七两有奇(2,127,237两)。应归兵部核销：各种炮位、电线等件由外洋运至威海、大连湾防次，运脚、保险费等六款，共库平银四十二万二千九百七十七两有奇(422,977两)。” [105]

　　威海卫要塞共建造炮台21座及其他多项工程，共计用款468,657两，然每座炮台工程用款则难以确知。不过，现有1892年福建电光山炮台工程用款数目，可供参照。该炮台配置2门28厘米口径克虏伯巨炮，建造炮台各项工料银开支103,600余两，购运大炮各项开支约合库平银280,816两，合计用银384,416两。[106]同时期建成的威海卫皂埠嘴炮台，除了同样配备2门28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还有3门24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炮台规模犹有过之，耗银绝对不会低于电光山炮台。

　　除了炮台工程款、购炮款外，炮台建成后的日常保养维护费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克虏伯24厘米口径后膛炮，“每尊月给银12两” ； 共22门，年需炮费银3168两。克虏伯 21厘米、15厘米后膛炮，“每尊均月给银8两”； 共21门，年需炮费银2016两。地阱炮“机器气缸轮齿繁多，经理油擦修护各事较他炮费用尤多，”“每尊月给银20两”； 共4门，年需炮费银960两。[107]克虏伯12厘米口径后膛炮，每尊月支炮费银6两；[108]共16门，年需炮费银1152两。后来购进的2门28厘米巨炮，当时虽然尚未订出标准，估计不会低于地阱炮的标准，年需银当约480两左右。仅炮费一项，年共需银约7776两。另有数量较多的野炮、田鸡炮等炮费，尚不包含在内。

　　2、其他各项工程经费

　　根据现有资料，已知威海卫海防工程开支总额，但细项难以分清。工程项下，“建造大小炮台二十一座，及购用机器、铁船、车轨、民地等价，并附炮台各工经费、薪粮一切，共支过库平银五十二万五千三百六十七两有奇”(525,367两)。[109]

　　其中，“应归工部核销：炮台、水雷营、电灯房、药库、铁码头、桥坝、土坞各项工料，及购运起重机器、铁轨、铁车、轮剥船、舢板船等三十四款，共库平银四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七两有奇(468,657两)。应归户部核销：工程局、炮法学堂、子药库、电灯房薪工、地价等五款，共库平银三万六千九百三十九两有奇(36,939两)。应归兵部核销：起重船、日岛炮台留用轮剥各船、下雷用宝筏轮船薪粮等三款，共库平银一万九千七百七十两有奇(19,770两)。”[110]下面是基地后勤保障等工程设施概况及经费开支情况。

　　(1)北洋海军提督署，北洋海军指挥中枢，海军提督丁汝昌驻节之地。1887年开工，1889年建成。前后3进院落，房屋近百间，是刘公岛上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一组建筑。然而如此规模的建筑工程，其购地与施工用款，却不见于海防报销档案，令人深感困惑。

　　比照刘公岛水师学堂、水师医院等工程估算，提督署的购地与工料用款当在30,000两左右。

　　(2)威海卫鱼雷局、刘公岛机器厂、屯煤厂等3项工程设施，在海防经费报销中往往综合为一项。1881年同时建成，海军基地设于威海卫后，规模又有所扩充。

　　鱼雷厂工程。1881年，李鸿章委派直隶候补道员刘含芳主持操演鱼雷艇事务，在威海卫创办鱼雷营。1884年鱼雷营移驻旅顺，威海卫仅设鱼雷厂，承担鱼雷艇日常保养维护。选址在威海卫金线顶山下，建造鱼雷厂库、学堂房屋、石围墙、泊岸、码头，购地91.9亩，地价银1,774两零；工料银31,407两零；砌筑鱼雷厂大烟囱、砌置汽炉，工料银1,313两零。合计用银34,495两零。[111]

　　刘公岛水师机器厂屋等项工程，购用民地38亩，地价银167两零。工料银数目不明。实际上，机器厂的大宗费用，主要是购置机器设备、采买各种物料、以及司事、匠工、艺徒薪工银等。

　　(3)威海水师学堂。1889年10月筹建，次年告竣并招生。购地银421两零；建造学堂大小房屋63间，共用工料银9,528两零；制备书籍、器具银919两零。合计用银10,868两，统由北洋海军经费项下动支。[112]

　　(4)刘公岛练勇学堂。根据工程立案与报销档案，建成时间应为1891年。购用民地34亩零，地价等用银1,289两零。[113]项目含北洋水师练勇操棚、学堂、厂库，并大小住房、操场、石围墙、石泊岸、土坡，工料银37,823两。[114] 合计用银39,112两。

　　(5)刘公岛水师医院。1888年建成 [115]，购地27亩零，共支银785两零。[116]建“刘公岛大小房屋108间，并走廊、院墙、围墙，”[117]用工料银18,000两。合计用银18,785两。不包括医院配备的医疗设施。

　　(6)威海卫刘公岛铁码头。由道员龚照玙设计监造，1888年始建，1891年建成。铁码头并配设应用各项器具及厂库等项，工料总造价151,500两[118]

　　(7)金线顶电报局、刘公岛电报局与电灯台工程。两处电报分局建造用款不详。1886年，“因威海卫创设水师口岸，应由烟台至威海卫接设一线，”[119]在金线顶设电报分局；然后再由金线顶铺设海底水线接至刘公岛，在旗顶山东侧的山顶设刘公岛电报分局，并设电灯台1座。该电报线路“计程160里，每里费用60两左右，”[120]共约需银9600两。

　　(8)水雷营2营。北岸1营自1891年7月成营，南岸1营尚未募成。购地及建筑营房用款数目不详。每营定额136员名，月支银787.6两。[121] 每营水雷弁兵月饷、军装，年约需银一万数百两，小轮船1艘，薪饷、操习、料物、煤价，年约需银七、八千两，则每营每年约需银18,000余两。[122]则水雷营2营，每年需费36,000余两。该项官兵饷银与日常训练经费，并未计入王文韶报销的帐目中。

　　(9)威海卫绥巩军、刘公岛北洋护军所建子弹、火药等库，经费支出情况不详。

　　上列工程项目，粗略累计开支30多万两。不包括炮台驻军军饷，各处设施管理人员(如学堂、医院、电报局、机器厂、屯煤厂、修理所、水雷营等)薪工费、设备材料购置费、设施维护费等开支。

　　四、威海卫要塞驻防及其作用

　　1、威海卫要塞之驻军

　　驻防威海卫的绥巩军，原系吴大澂所辖属的练军，由候补直隶州知府戴宗骞统领。戴宗骞安徽寿州人，“久在淮军襄办营务”，1880年“经吴大澂调赴吉林办防，统领绥军。旋又调防畿东沿海一带。”[123]戴宗骞统绥军驻昌黎，刘超佩统巩军驻乐亭。吴大澂升任广东巡抚后，绥巩军于1886年12月25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归属李鸿章调遣；1887年4月，戴宗骞“兼统巩军，移防威海卫。” [124]绥巩军原有兵力13营，根据威海卫驻防的需要，李鸿章与周馥及戴宗骞“再四商议”，决定裁减马队4营、护卫步队1营，将“步队七营，炮队一营，马队、水雷各一哨”拨赴威防。 [125]戴宗骞统绥军驻防北岸，而以刘超佩分统巩军驻防南岸。

　　调防刘公岛的陆军，系补用都司张文宣统领的2营北洋护军。此前，张文宣管带护军2营驻守旅顺防营。[126]至于调防威海卫的准确时间，文档记载不详，然而根据刘公岛设防情况，当在绥巩军调威之后不久。张文宣，字德三，1850年生人，籍隶安徽合肥(今肥东县)，系李鸿章外甥(李鸿章大妹婿张绍棠之侄、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之堂兄)。[127]他治军严明，待人宽厚，深得百姓民心，岛上至今存有1890年时绅商为其所立“治军爱民”功德碑，可见其治军声誉颇佳。

　　威海卫要塞基地，“创建炮台，累岁经营，已成重镇。”[128]使北洋海军有了舰船驻泊保障之地。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于1891年和1894年两次来威校阅海军，对于基地要塞的建设给予高度关注。

　　“南北岸炮台，结构精严，壁垒一新。”[129] “工程并极精坚，布置更臻完密。”[130]连西方军官都认为“中国将领近年于西洋工作研究愈精，所作台垒辄有后起争胜之意。”[131]这并非李鸿章自夸之语。驻守要塞的绥巩军和北洋护军，“兼习英德操法，均能一律精练。”[132] “操练新式枪炮、水雷，均极娴熟，足资战守。”[133]

　　依照《北洋海军章程》之规定，1891年系北洋海军成军后第一次校阅之期。7月1日，李鸿章来到威海卫，逐一视察了南北两岸与刘公岛新筑各炮台，新式炮台巨炮森列、气势恢弘，海上劲旅帆樯林立、雷炮快利，海防建设成就斐然，“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34] 然而，户部停拨海军经费之策，已使李鸿章对北洋海防产生忧虑。

　　甲午战争爆发后，为补要塞驻军兵力之不足，绥军、巩军、北洋护军各临时增募2营：绥军原有正营、副营、左营、右营、水雷营、马队1哨、水雷1哨，增募后营、新前营2营；巩军原有中营、前营、右营、左营、水雷营，增募后营、新右营2营；护军增募前营、后营2营。威海卫驻军包含水雷营在内，共达18营2哨。

　　2、威海卫要塞之战时效用

　　威海卫要塞建成不久，即经甲午战争实战检验，其布防设计之利弊得失，立判分明。甲午战争威海卫之战，日军正是找到了要塞布防重海轻陆的漏洞，先以舰队实施海上封锁，避开正面海岸巨炮，而以陆军后路抄袭得逞。

　　日军在龙须岛登陆，意在抄袭后路。丁汝昌认为，因南岸最西之龙庙嘴炮台深缩于湾内，被划在后路防护长墙之外，且后面缺乏洋枪小炮保护，“敌若由后路抄入，此台难守。”[135] “该台若失，舰岛自必受敌。”故建议“以不守龙庙嘴为宜。” [136] 而陆军统领戴宗骞不允，相讼于李鸿章。无奈，丁汝昌又与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组织敢死队，“备事急时即往毁炮，”[137] 也遭戴宗骞、刘超佩拒绝。协商将水雷营的水雷电箱和电机等引爆装置转移到安全地带，南口移置日岛之后，北口移置黄岛之后，也不得允许。所有预防措施终不得行

　　1895年1月30日，南岸炮台后路之摩天岭炮台首遭日军攻击，只有杨峰岭陆路炮台可炮火支援，而海岸炮台因不能掉转炮口回击，只能坐视摩天岭炮台失守。接着，日军居高临下，势不可当，迅速占领龙庙嘴炮台及附近水雷营，控制了水雷引爆装置，“一经台失，仓猝难移，水雷无用矣。”[138] 日军随后由西向东，相继攻占鹿角嘴、皂埠嘴炮台。丁汝昌命舰队以舰炮“猛攻鹿角嘴、龙庙嘴两台，均未攻坏。”[139] 同时，派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北洋护军及定远舰炮首等25名敢死队员，前往南岸，“将赵北嘴炮台各炮并药库毁坏。”[140] 此前1月28日，丁汝昌曾“分派左一雷艇管驾王登云(注：即王平)等伏地雷于炮下，苟至不守之时，即自轰毁。讵守台官弁不许埋伏。仓猝之间虽将膛后钢圈抢出，急切轰台，并未大损。”[141] 日军早有准备，携带备用炮闩，结果炮台“竟以资敌，贻害不浅。”[142] 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而北岸炮台守军已溃散殆尽。丁汝昌见局势危急，急派敢死队将北岸各炮台及药库、水雷营自行炸毁，免蹈南岸炮台覆辙。海岸炮台既毁，其他陆路炮台同样被日军垂手而得。

　　此后，刘公岛被日军海陆围困，两军展开激烈海陆炮战。2月5日、6日夜间，日军在南岸炮台掩护下，在南岸鹿角嘴炮台下偷偷地破拆水雷防材，然后派鱼雷艇进港偷袭，击沉北洋海军“定远”舰以下4舰。7日，日军以战舰20余艘，“加以南岸三台之炮，内外夹攻，炮弹如雨，我军各船及刘公岛各炮台，受敌船炮弹击伤者尚少，被南岸各台炮击伤者甚重。”[143]“日岛之炮及药库，均被南岸各台炮击毁，兵勇伤亡亦多，”[144] 被迫撤防。 2月9日，皂埠嘴炮台28厘米口径大炮将“靖远”舰击沉。北洋护军黄岛炮台“回击鹿角嘴台，毁倒倭大炮一尊。”[145] 日本联合舰队被刘公岛东泓炮台“炮伤其两舰而退。” 2月11日，岛上东泓炮台又“击伤倭两舰，各舰方退。”而“南岸大炮犹攻不息，”“岛上东台大炮两尊，均被南岸排炮轰毁。”[146] 即使在日军海陆夹击下，北洋海军舰炮与岛上的北洋护军炮台，还是给日军以严重杀伤。

　　日军占领威海卫及刘公岛后，专门派人对威海卫所有炮台的大炮进行登记统计。日军大队撤退之时，将能够拆卸搬运的炮械掠运而去，包括：15厘米加农炮3门，15厘米臼炮2门，12厘米加农炮2门，7厘米野炮24门，7厘米山炮14门，机关炮4门。[147]难以搬运的巨炮则用炸药炸毁，包括北岸24厘米加农炮7门、21厘米加农炮8门(其中有4门未及安装到位)、15厘米加农炮1门；南岸28厘米加农炮2门、24厘米加农炮7门、21厘米加农炮2门、15厘米加农炮3门、12厘米加农炮1门。[148]另有15厘米加农炮以下炮35门，因不便搬运或失去利用价值而被毁弃。与此同时，日军工兵对残存的各炮台及兵营等军用建筑，也进行了彻底破坏。包括北岸的祭祀台、黄泥沟、北山嘴、柏顶、九峰顶诸炮台，南岸的龙庙嘴、鹿角嘴、所城北、杨峰岭炮台等。[149]清政府耗费300余万两巨资、上万军工历时6年建成的所有炮台建筑化为废墟，整个威海卫要塞荡然无存。

　　五、结语

　　威海卫基地要塞的陷落和北洋海军的覆亡，将清政府20年的海防成果化为乌有，使中国的海防强国之梦破灭。威海卫要塞耗资不可谓不巨，布防不可谓不密，军械设施不可谓不新，为何会重蹈旅顺覆辙？ 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决定性要素，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掌握和使用武器装备的人；而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也不仅仅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同样更在于参与战争的人这个最活跃的要素。

　　威海卫要塞的失守，彻底暴露了清军训练不精、备战不实、指挥不一、观望不前的弊端。平时训练、演习、校阅，所谓“精严快利，旋转如风，”纯粹是表面文章，涂饰好看。生死存亡关头，陆军疏于战备，不能与海军和衷共济，视陆岸防御为陆军禁脔，不容海军置喙，致有南岸炮台资敌之遗患。中国耗资巨万的海防炮台，却成为日军的得手利器，椎心之痛，将何以堪！进而反证，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军队，任何固若金汤的要塞和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难免败亡的结局。

　　(作者：王记华 袁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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