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战争是国家间经济竞争、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于是有了战略，其本源含义是指导战争全局性方略。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与战争指导观的结合，是谓战略文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和哲学思辨传统的区别，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特点，并从根本上对各国海军运用理论产生不同的影响。今天，将19世纪末中国北洋海军的运用与中国 战略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思考，进行“扬弃”，是有意义的。

　　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理论规定性与北洋海军运用模式的必然性

　　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以农耕文明为基本形态。其依附于土地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倍加珍惜天时、地利、人和的社会心理，是导引以“和”为最高价值取向的中国战略文化产生、发展、形成传统并难以摆脱传统的客观基础和依据。

　　从传说中的五帝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文化相对先进的诸夏民族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称谓，“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正宗，“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福祉。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族对四周的“夷、狄、蛮、戎”等其他种族和民族，开始了漫长的征服和融合过程。征服与融合必然伴随战争，而战争实践是中国战略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夏王朝建立奴隶制国家后，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初见端倪。首先是“服事观”，即服从、治理国家的观点，是为中华民族政治思想的理论奠基。 《尚书.禹贡》有“五服”说，《周礼》有“九服”说，都是以中原都城的“天子”为中心，每方圆500里为一“服”实施治理，由内及外，而内附天子是其核心，是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政治理论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以国家社稷和领土为最高目标，从而引申了“华夷”说、“中国中心”。它导引和产生的战争观，重天命，讲礼义，以大一统为最高目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征服扩大陆地领土为功业；以“德治”为基本价值观，认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战法本于政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虽然至少从夏代开始，古代先民们就对中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的自然地理特征有了清楚的认识，但中国的战略文化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没有必须实施海外扩张的生存需求，没有必须进行海上战争的战略需求，国家运用军队的领域主要在陆上，根本目的是谋统一，求和平。这一根植于中国的民族特性，规定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基本走向。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改革、大发展中，运用军队进行争霸、兼并、统一的战争十分频繁，军事技术、战术、军事制度大发展，促进了战争艺术、军事思想的大发展，对战争的认识明显深化。《左传》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孙子.计篇》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儒、道、墨家学说也不断向军事思想渗透。如，儒家把“义”、“仁”、“和”等政治和道德概念引入战争理论。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主张“仁政”，荀子主张重义轻利、取义舍利，道家主张“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和“后发制人”的战争观，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都对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的形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表现在军队的运用上，义战、慎战、守战、谋战的思想理论纷纷浮出水面。

　　义战。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讲究战争的正义性，其核心是保国安民。《吴子.图国》说，“禁暴救乱曰义”；《孙膑兵法》说，“义者，兵之首也”；《司马法.仁本》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战之可也”，主张“攻无道而伐不义”。而秦统一以后，“义战”的内涵自然延伸为谋求国家的统一。

　　慎战，主张理性用兵。孙子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对待战争必须“慎之”，“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而应当以“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为用兵原则。

　　守战，注重防御作战胜于进攻作战。《尚书.泰誓》中有“罔或无畏，守执非敌”，《孙子.军形篇》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而道家的“后发制人”和墨家的“非攻”思想则最为著名。

　　谋战，追求在战争中以智谋和方略取胜，以战略取胜。《管子》强调，“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孙子兵法》极讲究讲究“庙算胜”，是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全胜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最高境界的战争艺术。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由特定的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性所派生，呈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理论规定性，它决定了甲午战争前后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基本思路和模式。

　　谋统一，讲义战。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敌频频海上入侵的“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清廷不得不从“夷夏之防”转向“中外之防”，其“义战”的内涵放大了，但保国安民、谋求统一的核心以一贯之。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就是来自于日本侵略台湾的刺激，清廷认识到海防“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 ，“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为国家久远之图”，决计海塞防并举，筹建南北洋海军，“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 1884年中法战争惨败之后，清廷进行第二次海防大筹议，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并集中购买大舰巨炮，先精练一支北洋海军，以抵御外来侵略。进入80年代，藩属国朝鲜政局不稳，日本屡屡插手，清廷数次派遣北洋舰队赴朝鲜支援，实施义战。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事件挑起甲午战争之初，清廷也是正式宣战并准备“以战止战”的。

　　求和平、重防守。1874年海防大筹议时，总理衙门在“原奏”中提出“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 凸现了“守”为主，“战”为辅，“和”为目标的思想。李鸿章说得更明白，“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因此，清廷“以守为战”、“三洋布局，海口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是必然的，即使1885年后“大治水师”，购买大舰巨炮，精练北洋海军，也仍旧是为了“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 。其兵力部署是：北洋在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在长江口外，南洋在厦门、虎门；作战设想是：在沿海重要口岸建大威力火炮的炮台，以精练陆军配合守岸；以巨炮铁船为“水炮台”并附设水雷近岸守口；以部分外海水师近海御敌，实施“专守防御”。

　　建威消萌，伐谋伐交。清廷建立了一支远东居首的海军，不能说完全没有运用于海上以战取胜，但更多的是作为威慑力量而进行“伐谋制敌”，用李鸿章的话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固之谋相表里” ，认为“百战百胜，未若不战而胜” 。两次海防大筹议，其奔走呼号，购买大舰巨炮，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奕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1881年，中国海军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便开始在日本、朝鲜实施海上威慑。此后，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两三舰，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而在海军实施威慑的同时，清廷更着重于伐谋伐交，利用矛盾，以夷制夷，希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境界。

　　二、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历史局限性与北洋海军的败殁

　　19世纪60年代后，面对外敌频频海上入侵的“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清廷从“夷夏之防”转向“中外之防”，发起洋务运动。经过30年的努力，建设起一支号称世界第十、亚洲第一的近代化海军。然而，甲午一战，北洋海军灰飞烟灭，全军覆没。究其原因，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负面影响，值得反思。

　　(一)清廷以中国传统的“德治”价值观和“义战”战争观念看待近代海上战争，对新的战争根源、战争形势判断失误

　　鸦片战争以后发生在中国沿海的中外战争，深层次的看是中西方文明及其战略文化的直接碰撞。源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起就形成了分裂与扩张的传统，由于土地贫瘠、农耕文明发展空间小，便自然选择了海洋为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航海文明以外向发展和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开拓海外市场、抢占殖民地、实施海外扩张是其天然使命。这种具有外张力的战略文化传统，导引了地理大发现的实践。“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它“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导致了工业革命，有更加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而以世界为对象进行战略运筹，以战争为手段进行世界性扩张，以进攻型的海军为急先锋。于是，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到了东方，打败了中国，也打败了日本。

　　然而，历史上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从此抛弃了东方战略文化传统，开始尽学西方，展开了明治维新。“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将海军发展作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尽管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海军发展基本同时，但日本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经济、政治利益为目标，确立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公然提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的理论，1870年制造琉球事件，1874年侵犯台湾，1880年后屡屡侵犯朝鲜。1882年，日本将中国列为第一假想敌国，1887年出笼《征讨清国策》，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反观中国，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海上威胁，却从未将海洋作为生财之道，也从未想将海军用于海外扩张，传统的“德治”价值观和“义战”的战争观基本没有改变。李鸿章说，“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恪守“后发制人”的战争道德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从这一点出发，清廷不可能对西方和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源有清楚的认识，对入侵者的战争决心及其力量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虽然清廷对世界的看法有了不少变化，但一叶障目，不可能对整个世界大势、对战争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二)清廷以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指导战争，采取了消极的“专守防御”，处处被动，屡失战机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注重防守并不是错误，问题在于“斤斤自守”。19世纪60年代后，清廷确立了备御外患的战略目标，确立了“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 实行海口防御的指导方针。为此，清廷引进了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海军，以为从此筑起了“海上长城”，却不知近代化海军的优长是海上作战的机动性。而一个不立足于海上作战的海军、一个不懂的进攻的海军，违背了海军的本质属性，也不可能实施有效的防御。甲午战争前后，清廷在建设和运用北洋海军中，逐渐脱出了明代以来“炮台为经，师船为纬”的海上防御的指导方针，但总体上还是承袭了中国传统“守战”理论中的儒家、道家和墨家消极保守的一面。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是十分丰富的，其中不乏积极防御的思想。《孙子》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明代在打击海上倭寇的实践中，提出了“御海洋”，即“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 的海防思想。清廷在海防大筹议中，也有“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之说。然而，清廷在30年的海军建设中，一直以“专守防御”为指导思想。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便停止了外购舰船的海军经费，认为其海军力量，攻人不足，“自守则有余。”北洋海军还重点建设了旅顺和威海两个基地，目的是共扼渤海门户。除了港口建设外，重点加强炮台建设，使之成为“以守为战”的要塞。

　　1894年丰岛战役后，清廷担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进而决定“海守陆攻”的战略和“保船制敌”的方针。黄海海战后，更是群集在威海港，“避战保船”不敢再出海机动，直至陷入束手待毙的绝境。纵观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在指导北洋海军进行防御作战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下达过任何一道战役、战斗的进攻命令，将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消极防御的一面推向极至，以至于处处被动，屡失战机，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

　　(三)清廷对中国传统的“谋战”理论运用有失偏颇，重外交而轻军事，重威慑而轻实战

　　19世纪7、80年代，李鸿章在提出购置铁甲等船的时候，曾经一度雄心勃勃，希图铁甲舰游奕大洋，“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1881年，当中国海军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清廷运用海上威慑，成功平息了“壬午之变”和“甲申政变”。购进“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后，北洋海军在北至朝鲜、日本东海岸及海参崴海域，南至香港、新加坡、西贡及马尼拉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远洋训练、舰队出访等活动，显示武力，认为通过这样的海上威慑，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然而，中国建设近代海军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进行的，30年过去，传统衣钵如故，不可能学到西方海军建设和运用的真谛。没有外向型发展的需求，就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其盲目以为北洋海军力量自守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发展。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与日本的本质区别。以西方海权思想指导发展的日本海军，是一支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的进攻性的海军，建设和作战思想都高中国海军一着，于是很快后来居上。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已经有“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以来，至今未添一船，窃虑后难为继” 的危机感，感到中国已不具备足以对日本实施威慑的海军实力，便日益重视外交斡旋，而在兵力运用方面变得日趋保守，对于实战的指导更加消极。

　　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见有机可乘，便别有用心地怂恿中国政府出兵代韩平乱。清军从牙山登陆不久，日军7000人也在仁川完成登陆。接着，日本方面提出了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其侵略野心暴露无遗。清政府断然拒绝后，日本利用中日双方谈判撤兵的时机，继续向朝鲜派遣和部署兵力。其陆军占据了仁川至汉城的所有战略要地，海军军舰进驻仁川港。在日本国内，大本营御前会议做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海军组成了联合舰队，完成了发动战争的一切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却拒绝调兵备战，认为：“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 他派出少数军舰去进行象征性的威慑，但决不想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采取外交斡旋，先后请求俄、英等国出面干预，期望联西洋而制东洋，阻止战争爆发。结果，外交努力失败，也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占领先机的时机，在战争之初便处于被动状态。在丰岛海战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北洋海军奉李鸿章的命令，曾先后三次出巡朝鲜洋面，但“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 仍没有作战的打算。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积极寻找北洋海军的主力决战，以实现“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计划。北洋海军却以“保船制敌”为策，无意实战。李鸿章说：“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实在是自欺欺人。应当说，在甲午战争前后，清廷对中国传统的“谋战”理论运用进入一个误区，对整个战争的指导重外交手段而轻军事手段；对北洋海军的运用上重威慑而轻实战，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败殁。

　　三、北洋海军运用的辩证思考：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不应被埋没的一面

　　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界对19世纪末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最痛心的一页——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覆灭进行了全面的、有突破、有见地的反思。即是反思，则以批判性为主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毕竟，当是时中国战争思维和战略思维的历史局限性，导致了惨痛的民族灾难。然而，既是历史的局限性，就有客观历史造就的不可抗力因素的缘故。今天，从中国战略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北洋海军运用的正面因素应当给以肯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北洋海军作为因应中国“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的代表作，容纳了当是时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和中国的重新认识，对旧的单纯陆上防御军事传统的否定，以及大胆学习西方的成果。然而，中国特定地缘环境孕育的中华民族，其学习西方有着天然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的鸿沟。不可能像日本，其岛国的地缘环境和民族特性与西方航海民族的共性那样多。因此，北洋海军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代成果，本质上的“变异”还是否有限，它只能是中国的北洋海军，不可能是日本的联合舰队。

　　世界只有一个，但不同文化对同一个世界的理解却差异很大。战略文化传统为决策者提供对战略环境认知和判断的范式，影响战略目标的确定和战争手段的选择。西方近代形成的战略文化传统以“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作为人之本性和认知世界的基本范式，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演绎的竞争和冲突作为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一逻辑下，侵略、扩张、掠夺是合法的，战争是必需的，世界是强者的世界。但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对世界则是另一种看法，崇尚“人之初，性本善”，崇尚“和为贵”，将基本战略目标定位于守国土、求统一、保和平，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手段选择的最高境界。不错，这一战略文化传统曾经使中华民族蒙受过诸如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局，但中华民族善良平和的民族特性并不会因此而埋没其光辉，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也同样不应当被埋没。

　　任何事物都有事物对立统一两个方面：按照西方和日本的战略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经过18、19两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走向了顶点，征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世界弱小民族，瓜分了整个世界，但同时，也走向了帝国主义战争，以致有了惨绝人寰的“一战”和“二战”。战后的世界，人类渴望和平，热战变成了冷战，即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得不坐在一起，寻求军备控制，传统的战争思维及其战略逻辑发生了改变。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更成为世界性的追求，紧紧抱着诉诸武力的冷战思维不放的美国面临着“911”和伊拉克战争等新的挑战。而按照自己的战略文化传统历史逻辑运行的中国，既在早于地理大发现近100年的时候，创造了郑和七下西洋和平走向世界的范例，也也未能避免19世纪中叶以后屡战屡败、落伍于世界的近代历史。中国不应当不总结迟滞中国发展这一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反思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中的保守、消极的一面。但同时又不应否定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不断光大，从50年代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冷战后的“新安全观”，中国建立了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国在以一种中国式的战略文化逻辑，引导世界的共同安全。可以说，中国以一贯制的和平传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辉煌，这是中华民族应当引以为自豪的，即使是在反思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殁的命运时，也是不应当以偏概全的。 (张炜：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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