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从睡梦中惊醒，民族耻辱感和自尊心冲击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先进的仁人志士开始对战败原因和洋务运动的弊端进行反思，“变法图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战后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与西方进行“商战”的呼声强烈，“实业救国”思想发展成为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有所放松，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权利和地位。甲午之役日本后来居上，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为筹集赔款，大举借外债，并加强对人民的盘剥，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危机严重。当权者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帝党官僚和一些地方大吏，成了维新派的同路人，这加强了维新思潮兴起的社会基础。随着对西方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已不满足仅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开始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教义理”。“公车上书”使变法图存的认识发展成为一股以救亡图存为主题，要求改革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爱国思潮-维新思潮。维新思潮促使中国人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向学习西方的政治与制度层次转化。

　　一

　　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王朝引以自豪耗费巨资兴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泱泱中华帝国却败给了 “蕞尔岛夷”的日本。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还给予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等特权，失败之惨亘古未有，条约之苛刻令人发指，这给一向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吴玉章在回忆甲午战争时曾说：“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吞噬着国人的心灵，“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泣下” 。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到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大大刺激了其它帝国主义的胃口，从而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国人从沉睡中惊醒，不甘沉沦的民族自尊心使各阶层的人们，为了民族自存不得不重新审视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封建体制和社会现实。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之后始也。” 当时的报刊也如是说：“自甲午一役，城下行成，割地偿金，数万万人，正如酣睡至四鼓以后，蜀鸡一鸣，晨寝方觉” 。人们认为：“琴瑟之不调者，则改弦而更张之；厦屋之将圮者，则鸠工而重建之；国家之于法也，亦然。”为此，“中日战后，举国之人，渐知拘守旧法之不可以强国，于是有志之士，倡为变法之说” ，一时间，变法图存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呼声。

　　面临亡国的暗淡前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引起了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下至人民大众、知识分子，上至在朝官员、封疆大吏无不卷入挽救国家危亡的热潮之中，他们以种种形式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忧虑。

　　当《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到国内，一批在朝官员和封疆大吏，发出了废约拒和的呐喊。在京官员多次上奏，认为“议和之举，所以图存也，所以息事也。今如此约，非惟不能图存，而反以速祸，非惟不能息事，而反以召戎。是倭之力，决不能以战亡我，而该大臣等，偏欲以和自亡也。” 他们指出：“所定条约，则目前之患愈深，日后之忧更大，既不能苟安于旦夕，且无从补救于将来，自非暂缓批准、审议详筹，不足以纾切患而存国脉。” 刘坤一、张之洞、李秉衡等封疆大吏，认真剖析了条约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和约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张之洞致总署的电文中说：“闻和谈各条，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种种显然利害，中外诸臣必已恳切陈奏，无待洞渎陈。其中如旅顺不交还，及威海、刘公岛驻兵，天津驻兵各条，尤为可骇。查旅顺、威海乃北洋门户，若倭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何处修理？……水师既不能再振，陆军亦不能自主，中华何以立国？” 对条约表示深深的忧患。京城内外的官员广泛参加了这一活动，统治集团内部忧国忧民的官员开始在民族耻辱中觉醒。他们的活动虽未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却开了清代官员集体议政的先河。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他们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强烈起来，这为维新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甲午之役中国惨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为维新思潮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二百兆白银的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常年国库收入的三倍，为了支付这批赔款，清政被迫举借外债。大量的政治借款，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他们在中国大量设厂开矿，攫取到很多权益，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为了偿还债务，清政府还增加苛税、裁汰兵勇、发行内债(昭信股票)、克扣俸廉。甲午战后的苛捐杂税比正供多过十多倍。各级官员也趁机中饱，横征暴敛。并且，《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年间，全国大部分省份水旱饥馑盛行，国难天灾导致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康有为说：“民日空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匪以教为仇雠，教以匪为口实，各连枝党，发作待时，加上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 为了改变生活的窘迫，民心思乱，士心思变。清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也被迫寻求政治上的改良，这为维新思潮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最先觉醒和行动起来的是赴京应试的封建士大夫，“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思潮的兴起。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全国为之哗然，反对割地求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十八省1300余名应试举子联名上书请愿，康有为写成了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爱国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出的第一声变法的呐喊。康有为明确表示反对割地赔款，认为“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 他为皇帝提出了“近可和可战，而不致割地弃民，远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的应敌雪耻之谋，乞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他还提出富国自强之策，包括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富民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教民之法包括：普及教育，革新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改革官制等。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变法成天下之治”是全文的重点。康有为认为固守旧章尤如“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暍死而重危者也”，力主“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他告诫皇帝：“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完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治天下”。 “公车上书”系统展示了近代知识分子变法维新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进呈到皇帝手中，但这一壮举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冲破了清朝的禁令，开创了近代知识分子从事民主运动的先河，表明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开拓新潮流的作用。“公车上书”后，康有为等人继续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开办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广泛宣传维新思想，使一批爱国人士在思想上与维新派产生共鸣，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兴起。

　　二

　　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成为维新思潮兴起的深刻社会根源。

　　维新思潮的产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一步加深，从而给中国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体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对中国民族资本主起了排斥作用，且造成了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它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大量出现，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再者，甲午战后，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人。举国上下先进的仁人志士认为“西人之以商弱我，非一日矣。侵我利权，增我漏巵，夺我生业，吮我脂膏，小民穷蹙乃至无以自活，此非徒国家之害也。” 他们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达到外可以强国御敌，内可以阜产利民的目的，商战是当前的急务。要进行商战，则必须消除官商隔阂，改变以往官方对待商民“不关痛痒，公事则派捐，讼事则拖延，商之视官政猛如虎”的现象。希望为官者体恤商民，以达到官商同心，一致对外的目的；还呼吁政府“于各省设立商务局，俾得维护华商，渐收利权，诚为当务之急” 。他们认为“中国欲藉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 要求“凡有矿之地，一律准民招商集股，呈请开採，地方官吏，认真保护，不得阻挠。” 盛宣怀还认为“非急设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为此要求“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 “实业救国”的思想作为维新思潮的组成部分兴起。清政府面对兴办实业的呼吁和严峻的财政困难，反思洋务运动的弊端，认识到商务在维护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不得不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颁布一些富商政策，并开始给予华商支持。在这种政策的导向下，1895年起各省会设立商务局，鼓励商绅集股，准许各省广开民厂，开办中国银行。如1896年朝廷曾颁布上谕：“马关商约，于华民生计，大有关碍，亟宜设法补救，以保利权……” 。这些政策为工商业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刺激下，广大地主、士绅纷纷投资工商业，从而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和资产阶级的壮大。有资料显示，1872-1894年有资本可查的商办厂矿为53家，资本额为470.4万元 。而1895-1898年有资本可查的一万以上的商办厂矿为62家，资本总额为1246.5万元，占同时期所有厂矿总资本额(1781万元)的70% 。通过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甲午战后4年的商办资本总额比战前22年增长了两倍多。并且，商办企业已在一些领域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如1895-1898年，投资缫丝业的共34家，全部为商办企业。 由此可见，与战前相比，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和资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地位和权利，希望对现有制度作出改革，以便争取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甲午战争促使更多的封建士大夫主张学习西方经济、政治制度，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要求改革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壮大了资产阶级队伍，为维新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使清政府内部主张变法的呼声日渐高涨。深受甲午战败刺激的光绪帝和帝党官僚对变法的热情十分高涨。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帝后党争的需要。帝后党争既是权利的角逐，也是改革与守旧之争。甲午战前，二者为争夺权利已是矛盾重重。《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摆脱后党的束缚，引进新人，排挤守旧大臣，加强皇帝的权利，帝党对变法表现得相当活跃。另一方面，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光绪帝“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 ，为此向太后泣诉“不欲为亡国之主” ，决心“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 。以帝师翁同和为首的帝党官僚，成为皇帝实施改革的急先锋。这些人主要是在京的翰林、御史和部曹等官员，他们手中没有权力，而是忧愤于《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希望光绪帝能够整顿朝纲，力行改革，为此经常集会议论国事，多次上书提出自强的建议。据戊戌变法的参加者张元济回忆：“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时康有为还不在北京。” 然而，帝党的变法活动受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掣肘，为了扩大帝党的力量与声势，帝党只有同新兴的维新派联合，才有可能实现改革的夙愿。对此，英人窦纳乐说：“光绪在维新道上寻求引导者，自然倾向职位较低，且染有自由思想的官员，而不愿在代表保守党的高官中去寻找。” 而处于无权地位的维新派，亦需要寻求权力的庇护，才能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际，这样“二者一拍即合，帝党于是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 二者的结合，加强了维新思想兴起的社会基础，帝党对维新的支持和参与，客观上起了保护维新派及维新运动的作用。

　　维新思潮的兴起还离不开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吏的支持。有些人也充当了维新派同路人的角色。

　　在地方大吏中，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维新思潮兴起和传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拿张之洞来说，早在甲午战争前，他就以捐资广学会翻译出版西书而著称，更以对外主战和兴办洋务的恢弘气度赢得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景仰。甲午战争爆发后，力主对日作战。在自己的辖区进行布防的同时，还关心整个战局的布置，并给予前线武器装备上的支持。甲午战败，力阻和议。《马关条约》签订后，猛烈抨击李鸿章的卖国行径，指出对于如此苛刻的不平等条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反对割让台湾，支持台民自主保台。1895年7月，他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对甲午战败进行了反省，呼吁变革，提出练陆海军，造铁路，制器械，开学堂，讲求商务、工政，派游历人员等九条建议。 其以主战拒和变法的言行赢得了社会舆论的赞誉，得到很多维新人士的敬佩。至此，张之洞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上足以被封建君臣视为朝廷之柱石，下足以被有识之士援作改革之靠山” 。其时谭嗣同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 1895年还捐资强学会，并派幕僚梁鼎芬、黄绍箕与康有为共同筹办上海强学会。时人称强学会“内有常熟，外有南皮” 两大台柱。张之洞还给予了《时务报》以大力的支持，在他的提倡下，《时务报》一时间风糜海内。张之洞对维新报刊的提倡支持，使他成为大造维新变法舆论的推波助澜者。甲午战败的刺激和深重的民族危机，加重了他忧国忧时的心情，使他萌生变法救亡的主张，这决定了他必然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

　　此外，刘坤一、王文绍、聂士成等地方大吏，也痛感甲午战后国家危难，给予维新派以同情和支持。

　　总之，甲午战败，救亡图存的共同呼声，使帝党、部分封疆大吏和维新派在变法图强的问题上取得共识。正是有了帝党和部分地方实力派官僚在朝廷内外的扶持和声援，维新派才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维新思想才迅速发展成为社会思潮。帝党和地方大吏的同情与支持加强了维新思潮兴起的社会基础。

　　甲午战争的失败，还导致中国近代士大夫对洋务思潮的反思。战争使以富国强兵为招牌的洋务运动暴露了许多弊端，对甲午战败的反省，使人们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的封建君主政体产生了怀疑，深深感到“中体西用”的不足，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将视野延伸到政治领域，“变法图存”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伴随着战后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对西方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种认识最终形成了一股以救亡图存为主题，要求改革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思潮。此后，中国从学习西方的炮舰器物向师法西方的制度转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模式已被冲破。康梁等人正在构筑一个“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融通中西的思想体系。因此，甲午战争是维新思潮兴起的催化剂，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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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题：甲午海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