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毅生：甲午战争与历史研究纵横 | |
|---|---|
| http://jczs.news.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 21:57 舰船知识网络版 | |
|
章学诚先生论文史，提出“才、学、识、德”四个方面的标准。今天来看，也是很有价值和借鉴意义的。 历史研究须得博闻强记之才。更要求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资料。因之，范文澜先生倡导“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苦功夫。罗尔纲注《李秀成自述》，“从青春记到白了头”。
做学问，搞研究，能做到有鉴识和独立见解最难，但这是最重要，最称上乘的。陈寅恪先生呐喊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繁荣学术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例如：…… 历史事件的记载纷歧，真伪参杂。因此需要考证来判明和判断。甲午战争中争议的问题虽然很多，但中国史学界有自乾嘉以来的考据传统和经验，完全可验证史实和驳倒伪说。 史德是应该坚持发扬的。中国古有董狐的史笔，但也出过“曲笔”的败类。甲午战争史研究，要发扬正气，批驳“曲笔”诬史的人和事。例如：…… 我前在欧洲时，曾留连于科隆与法兰克福，对那美仑美奂的大教堂和德意志人民深刻批判法西斯的精神，表示称赞和崇敬。一个民族勇于改过和自新，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反观日本，则令人感到遗憾。日本侵略中国逾百年了。战败投降已半个多世纪，却仍没有革面洗心。那些右翼分子，反而为罪行开脱辩解，这是违背正义和包藏祸心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的英雄们，对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事迹，感到骄傲和钦佩!下面我想就甲午战争谈一些历史研究的精浅之见，就教于高明。 章学诚先生论文史，提出了“才、学、识、德”四个方面，作为鉴定的标准。今天来看，也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一) 历史研究需要博闻强记的，有一定的天份，也就是俗称的“记性”和“悟性”。有位资深学者说，“天才出于勤奋”，这是他知晓“勤能补拙”，鼓励人们刻苦向学，以弥补才份不足的缺陷。其实，才和学是两个词，两种含义。举例来说，且不论前清的纳兰性德和纪晓岚是公认的才子，即如民国年间的王云五和解放军中的陈庚，无人不惊讶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才华。我本不愿意承认有天才，但在事实面前，我折服了。 在历史学界，有两个人物是大家熟知的。首先是傅斯年，他四岁时通读《四书》，上口成诵。这还不奇怪，难在他九岁能将《五经》都背诵下来。他后来支持、资助常书鸿的敦煌临摹，筹钱出人进行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对近代文化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一位便是陈寅恪。他不仅学问称泰斗，才份也超群。有人请教他唐代某人某事出自何处，他不仅回答出来见于《唐书》中的哪一卷，而且能道出是在第几页，其记忆力之佳，着实让人感叹。记忆是储藏库，如果不能记牢，记得不丰富，才和识就成了无源之水，必然枯竭无疑了。 (二) 天才固然可贵，但有才而无学却可悲，王安石的《伤仲永》，便是为一位天才儿童因不学而殒落，有所感慨才写出警世的。才份是与生俱来，是上苍和爹妈给的，而学识和修养则是后天的，可以由自己掌握。我认为，人非下愚，只有中人之资，便可通过学习和历练而有所成就，甚至达到巅峰，明、清之际的王鸿绪。自幼木讷，亲友皆爱其才拙，但后来奋力求学，通晓经史，成为与朱彝尊、顾炎武等齐名的大家；咸同年间的曾国藩，论才赋，相去江忠源和胡润之等甚远，论打仗，也是屡战屡败，并不被朝廷和皇帝重视。然而，他执着地与太平军周旋，不断地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终于摸到了其中规律，剿杀了太平天国，成为与胡林翼并称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文学造诣也很深，他虽不是桐城派，却胜似桐城派的手笔。论书法，曾氏原无才份可言，但他在居乡守制的年月，刻苦练习，我们看到他后来的翰墨，笔力刚劲，字体端庄，是颇有功夫的。由此可见，勤勉向学是成功之本。我的老师罗尔纲先生，是驰名中外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治学之勤也是值得效法的。为了寻求太平天国的原始资料，他无分寒暑，在南京颐和路书库里查找了十年，终于发掘出两千多万字的宝贵史料。他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注到白了头”，所花费的功夫之深和用力之勤，是人所莫及的。 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当代好几位学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座的诸位专家都是令人钦佩的。希望年轻的朋友们继往开来，在勤于治学上超越于前辈，我想起了《中庸》中关于勤奋治学治事的一段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也，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种“人一己百”勤奋努力的精神，必然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只要做到这点，书中明确指出：“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不但是鼓励，而是用了顶级的肯定语：愚者“必然”会变得聪明，弱者也必然会变成强者。 (三) 做学问，搞研究工作，能达到有鉴识和提出独立的见解，最为不易，但这也是最重要、最称上乘的。古人将“学识”联结为一词，表示对“识”的并重。然而，学富五车的人却未必见识宏通，却有变成了书呆子或蛀书虫的。因此，可以认为“识”比“学”更上一层楼，是“学”的升华和极致。 二十世纪初，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这样的豪迈话语。这表明见识高远和通达，既不易而又可贵。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可谓早着先鞭，比左宗棠等眼光更锐敏；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之所以为朝野推重，是他警觉到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野心，甲午战争前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洞烛日本侵略者的阴谋。他们——包括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邓世昌在内，提出了早做战备、先发制人的主张。还有一位往往被人忽略了的洪仁玕，他上奏的《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以完整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来振兴中华的人。他主张“前胜龚魏，后启康梁”，可谓是先知先觉的早识卓见者。 前面提到的陈寅恪教授，他对唐代的历史独具慧识。其所以如此，是他坚持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句话，是他的传世名言，也是学术创新的秘诀。学者们往往有一个相同的体验，即难于打破框框，难于破除迷信，往往被陈规旧说所囿，跳不出前人的藩篱。例如：甲午战争中对北洋海军的评述，人们很难跳出范文澜所划的“战无不败的海陆军”这框架。我自己也是如此，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找到些过硬的中、英文资料，写成论文，为死难的北洋海军将士昭雪辨诬。我至今仍很感念当时人民海年中人对拙文的支持和山东《文史哲》杂志提供了大幅的版面刊登。 历史事件的记载纷歧，真伪参杂，需要进行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取得真知。因此，考证是史学中鉴定和作结论的方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立意也在于敞开思想，不拘泥成说，在做结论前要证据全面可靠。能达到这样，也就近于有识了! (四)天地有正气，人间有正义。如椽大笔写春秋，史家要为天地人间留着正气和正义，这应该是历史的职责，这便是“史德”。 具体作些分析，史德可以包括好些内涵，首先便是“诚信”。诚实和真实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治史的原则。中国自来倡导写“信史”，提倡“为董孤笔”，这种精神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其次，是否应该把“不苛求前人”，也就是“论古必恕”的宽容精神，运用到史学中去。甲午战争中，中国北洋海军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他们血溅海疆与敌偕亡，丁汝昌、刘步蟾等将士以身殉国的忠义，总该是彪炳史册的。历史学家不可苛求于他们! 当然，论古必恕的原则不可运用于秦桧和汪精卫之类人的身上。甲午战争中出了个方伯谦，他是否临阵脱逃，该当军法从事的问题，前些年方氏的后人曾提出要求翻案，也有人为其写过翻案文章。但问题在于济远舰在大战中自行离队是实，而且比大队早四小时返回旅顺港，必须要有充足材料，才能给方伯谦昭雪，不然，谁也不好作于史德有亏的事的。(郭毅生：中央民族大学) 未经作者授权请勿转载 相关专题：甲午海祭 |
 | 舰船知识 > > 甲午海祭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