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过去110年了，但战争惨败的创痛，并未平复，深刻的教训应当记取。110年来，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通过长期艰苦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中国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仍然不少。造成当年战败的那些因素并未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的根除。如居安忘危，缺乏忧患意识，因胜利而骄傲，停顿起来不再前进，不愿再过艰苦生活，贪图安逸享乐的情绪，甚至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在我们党内仍然存在，并不时地向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发起挑战。还有“台独”等分裂势力向国家和平统一发起的挑战。国际形势虽然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巨大变化，但也面临着霸权主义和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新挑战，在纪念甲午战争110周年之际，就要认真反思、深刻总结甲午战败的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记两个“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反腐”斗争，深入改革开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艰苦奋斗，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110年前的1894年，中国干支纪年的甲午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彻底失败，清政府经营20多年的近代海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被迫签定了耻辱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并引起了列强瓜分的狂潮，加深了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战败的深剧创痛也刺激了我们民族的觉醒，一个全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在中华大地兴起。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赶走了帝国主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50多年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艰苦奋斗，继续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跨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总之，110年来，不仅我们的神州热土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就是环球世界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改变了帝国主义独霸世界一边倒的格局，国际形势向着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国际形势，既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局面，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往开来，开拓奋进，就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居安思危，勿忘国耻，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和率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其中甲午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就是一剂极好的清凉药。

　　一、坚持反腐败斗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清政府的腐败则是直接原因。其一，政治腐败，官吏贪渎。以垂帘听政专断独行的西太后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生活奢靡腐化，不顾自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战祸连绵造成的国库空虚，财力困窘的危机，为满足逸乐虚荣的享受，一味横征暴敛，渴泽而渔。在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犹事“裁军节饷”。光绪二十年(1894)春，东三省练饷40万两被截20万两，做颐和园要工之需。为了节饷多次令全国性裁军。作为海军购置战舰的专用之款，也被截留用于三海及颐和园工程。北洋舰队请求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炮弹，以应急用，而也被李鸿章以西太后万寿需要用款，“不敢请为由，予以拒止” 甲午争在激烈进行、大连陷入敌手之时，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北京犹为西太后大庆60大寿，文武百官，觥筹交错，醉眼蒙胧，上下沉溺于歌舞升平的醉梦中。

　　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上下权要，真下关心战事的能有几人？前方将士流血，后方货赂公行，借机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数不胜数。

　　其二、权力失控，指挥不一，政出多门。清政府名义上是中央集权的一统帝国，且有慈禧的个人专制，而实际上是一盘散沙。首先是上层帝党后党的分歧，其次是地方的各自为政。自十九世纪中叶起，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被镇压，洋务运动的兴起，不仅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分野，而且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的地方势力。上层两套马车互相扯皮，战、和分歧，内耗严重；各方实力派，各视军队为私有资本，不听调遣。南洋海军接到北援调令，竟以各守疆土为由，按兵不动，坐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陆军虽听调令，但也难以统一指挥。如海城之战，湘军、淮军、盛军、奉军等各路统兵大员互不相属，各行其是，甚至同床异梦，致使以6万之师包围6千孤军深入之敌而屡战屡败。战争进行了半年之久，清政府连全国1/8的军队也未调动起来。还有海陆军也未能协调配合。李鸿章是海陆军的总指挥，但他把北洋海军视为自保的资本，始终采取“避战保船”的方针。黄海战役受挫之后，便令丁汝昌躲在威海港内，闭门不出。旅顺之役，北洋舰队没有出援；日军花园口登陆，海军根本不知；日军龙须岛登陆，就在眼皮子底下，北洋舰队仍一动未动。

　　清政府的这种腐败本质，日本人比中国人了解还深。从表面看，中国之大，十倍于日本。故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有的日本人向其决策者伊滕博文提出这个疑问，伊滕的回答是：“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也，吾何畏焉？”

　　我们今天的新中国早已不是清政府可与相比。新中国诞生50多年，特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我们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再无敢小觑我们者。但是不要忘记55年前毛泽东主席的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而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此，提出两个“务必”，要全党党警惕敌人的“糖弹”攻击。我们党中央历届领导，无不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最新一届领导，更是如此。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上任伊始便到革命圣地西柏坡村考察，重温当年毛泽东的教导，提出坚持两个“务必”，清醒地认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迎接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在国内党内就有反腐的问题。

　　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内兴衰存亡的大事，历史的教训多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 的兴衰，原因往往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内部机体腐朽是无可救药的，而腐败又是经常发生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特别是在胜利和成就面前，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和改革开放时期，封建的腐朽的根上会滋生新的毒菌，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的种子，资产阶级的“糖弹”也会随潮涌入开放的大门。我们党内那些意志薄弱者，就会被“毒菌”毒倒，被“糖弹”打倒。不是吗？有些人贪图安逸享乐，渎职失责，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无所不为。有些人为了地方和小集团利益，大搞地方保护主义，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致使“制假售假”、“制毒贩黄”等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制止；乱建乱挖，非法圈占，破坏环境，破坏资源的所谓开发，所谓经营到处泛滥。大到一个地市，小到一个单位、一个村镇，就有敢无视国家法律、政令，称霸一方，任意胡为者。甚至执法部门成了违法犯法的机关，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仅见诸媒体爆光，受到法律制裁的就有点目不暇接。某某上市公司被掏空；某某企业倒闭，几亿几十亿资本找不到去向；官员与私企相互勾结作案等等。如西安体彩作弊案，长沙图书市场大量批发非法书刊事件，甘肃在缺典地区大量出售工业盐于民间等都是官员与私企或私商勾结所为。

　　目前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反腐败力度也日渐加强。一个个、一窝窝的腐败分子被挖出来，被绳之以法；一桩桩、一件件的违法犯罪事件被爆光、被打掉，受到了全国人民赞扬和欢迎。但是也应当看到那些腐败分子却变着法儿迎风而上，就如韭菜，割了这茬，那一茬又长了出来，“生命力”够顽强的。故有人说，反腐败斗争是一项“愚公移山”的工程，决不是打几个战役，打掉几个犯罪团伙，制裁几个腐败分子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常抓不懈地努力。

　　但是腐败问题也不是不治之症，只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不仅治标，而且治本，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加强监督，严格管理，从思想上教育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牢固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使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能廉洁奉公，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软件还必须有硬件的配合，制定密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和相应的法规条例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我们党已认识到这一点，今年已颁布了党内监督和处分两个条例。只要软硬两手齐抓共管，就能将反腐斗争深入地开展下去，从源头上扼制住腐败的产生。这是我们反思甲午战争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二、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两个务必

　　甲午战争失败，从思想意识的深层检讨，就是缺乏忧患意识的结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是一条历史的铁律，对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团体、每种事业、每个个人，都无不如此。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事物都有两重性，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如胜利与失败，成绩与缺陷，前进与后退，安全与危险，都是共存于同一事物当中，是一个问题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因此，看问题一定要辩证全面，胜利中看到失败的因素，安全时看到危险在前，成绩面前要想到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宁可把困难看多一些，看重一些，也不能犯一时疏忽全盘皆输的错误。如孟子所说：“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但是历史上的统治者，由于阶级本性决定，对这条古训，虽然历朝历代都挂在嘴上，但却终难坚持，终难实现。故一个个王朝跨台，一顶顶王冠落地，一个个帝王仍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去重蹈那覆车覆舟之辙。而清王朝灭亡是离我们最近，看得最清楚的，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清王朝踏上不归路的关键一役。甲午战争以前，自1840年以来，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外强中弱”落后挨打局面已定，而清政府上层却仍抱着“天朝上国”的观念不放，死不承认落后衰弱的事实，硬说什么：“夫中国何弱之有？我朝定鼎二百余年，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深仁厚泽，普被垓埏，渊乎铄哉！法度纲纪，岂特远过宋、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已！即今日时势而论……尚得谓之弱乎？” 抱残守缺，安于现状之态可掬。

　　特别是对于日本，始终以“蕞尔小国”视之，毫无忧患戒备之心。而日本把中国大陆作为扩张目标，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时代已见端倪。1592年和1597年，日本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目标就是中国，朝鲜是其跳板而已。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即制定了意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并为此而加紧扩军备战，一有机会便跃跃欲试。1874年，侵我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等等，其侵略大陆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对于这些，清政府始终以传统的观念视之，像古代对待“四夷”一样，认为其侵略目的是为了掠夺财富，只要赔一定的款，就可以将其安抚，丝毫没有国家民族的危机感。甲午战前，日本针对中国，倾其国力发展海军，而中国却把海军购舰之款挪作三海工程和修颐和园之用。日本已出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还电告驻朝清军将领和使节，说日本“并无他意”、“自无动兵之意” 云云。日军大举入朝，战端已见之时，清政府犹首鼠两端，战和不定，李鸿章还寄望外国调停，认为日本对西方列强的意见“不敢不从”，幻想日本会有“悔祸之心”，自会“不战而屈”的。双方宣战之后，清军海陆皆败，大连湾失守之际，正是慈禧太后大举60大寿庆典之时。真是麻木到了极点，昏庸到了极点，不仅没有一点忧患意识，不是“居安思危”，而是相反，“临危偷安”。死到临头还在饮酒作乐，不败何为！

　　历史的经验不应忘记，历史的教训更应记取。我们今天虽然今非昔比，我们已有相当的综合国力，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但比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国际局势虽然也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但是，世界上还有强权和霸权主义。就日本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竞争对手，而且在军事上也有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之势。日本当局至今不愿承认侵略的战争罪行，一再修改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以首相小泉为首的政要，不顾邻国和世界受其侵略战争之害的国家的强烈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去祭拜战争罪犯的亡灵，并逐年增军费，加紧扩军，违反战后条约规定，向国外派兵。最近(6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有事七法案”，使日本战争立法彻底完备。这是一些危险的信号，是不能不加倍警惕的。

　　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不仅来自国外，而且来自国内、党内。就党来说，腐败问题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上文已经谈到，反腐败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斗争，需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国内来说，挑战来自各个方面，如和平统一战略面临“台独”分裂势力的挑战；改革深入面临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多样化，经济全球化等挑战。(据新华社6月8日电)。总之，为了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记“两个务必”，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艰苦奋斗、开拓奋进。

　　三、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经济文化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向有开放的传统。早在史前时期，新石器考古发现，就有与海外交往的痕迹。至夏商时代就有了海外交通的记载。《诗经·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殷人的祖先，生活在夏后氏时代，那时就向海外发展了。有人对殷人航渡美洲进行探讨认为，殷人航渡美洲的航线，是史前时期东夷人开辟的。 由于东夷人的对外开放、对外交流促进了东夷史前文化的大发展，所以东夷史前文化最先发展起来，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最早迎来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交流频繁，人们来往，各国无禁。因此又一次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使中国社会再次发生了飞跃。

　　汉、唐时期，这一开放传统犹存。开辟丝绸之路，海路、陆路都可直接间接地与西方世界交流。所以有汉唐盛世。中国的文明古国地位，就是这样形成的。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曾独领世界风骚1500年之久。到了明朝，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国势也日渐衰落。究其原因，与其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有直接关系。邓小平同志对这段历史有过总结，他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郑和下西洋之后，由对外开放转为自我封闭。从此以后，直到鸦片战争，明清两朝都把闭关自守作为基本国策。300多年的自我封闭，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挨打。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搞改革，搞洋务。但是大多数人则是封闭的心态难改，禁锢的脑袋顽固不化。有识之士看到了“外国日强，中国日弱” 的现实，提出“稍变成法”、“师彼之长，去我之短” 的强国之策，顽固派则说：“夷人不足师”，岂可“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 洋务派面对“千古变局”，认为“不亟亟然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 因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始向西方学习练兵、制器和一些科学技术，搞起了洋务运动。顽固派则连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也视之为“奇技淫巧”，加以拒绝说：“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 “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盘剥，搜山竭泽，事事师法洋人，以逐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

　　“华夷之辨”、“尊卑之分”、“名器之重”，既是造成封闭观念的原因，也是封闭心态的表现。这种封闭心态，不仅顽固派根深蒂固，就是洋务派也未根除。其所谓“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认识和实践，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洋务派的学习西方，仅限于西方科学技术和器物。如引用西方技术，购买西方机器、武器，创办近代海陆军、近代军工、民用工业，设立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等，但对文物制度、政治体制问题，却丝毫未有触及。如洋务派代表人物、清末外交家李鸿章就明讲，洋务是治标不治本。本是什么？中国的文物制度。他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郅治保邦国丕基于勿坏者，固有自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此也。”也就是说，洋务只是治标的应急之举，治本还是要靠中国的文物制度。

　　正是这种半掩门的开放，使中国和日本迅速拉开了距离。近代伊始，日本和中国的情况基本相同，当西方资历本主义东进时，日本也有排外思想。至19世纪60年代，两国都是被迫开放门户，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国搞起了洋务运动，日本则进行了明治维新。两者基本同时起步，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停留在“中体西用”、“中本西末”上；日本则较早地从理念上“摆脱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艺)’的思想” 束缚，因而早就不把日本视为世界的中心，，而看作世界的一国，产生了合理的国际观念。所以连最保守一贯主张攘夷的水户藩主齐昭也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热心地准备采用。由于没有顽固派的阻挠，日本在维新中建立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形成了统一的近代国家。而中国的顽固派则视日本的制度改革是受西方人“愚弄”、“盘剥”，是“复辙”。后来连洋务派对日本的民权运动、初期的议会、民党活动也概视为“乱党”。就这样，在两种不同程度的开放思想指导下，经过30年的竞争发展，就拉开了落后与先进的距离。甲午战争一战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日本明治维新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开放和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发展是目的，开放是前提。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开放不行。”这是对古今中外历史发展正反两面(包括甲午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带规律性的理论。因此，在我们反思110年前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时，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困难，看大局，正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再奋斗。

　　以上是甲午战争110年周年想到的几个问题，管见肤浅，仅以此向学界同仁请教。(郭墨兰：山东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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