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历史的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清朝的覆亡，政界和社会上嘲弄与攻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不绝于耳。而且，每有引进或仿造西方新事物之举，必有顽固派极力阻挠，乘机扩大事端，成为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例如，洋务运动初期，大学士倭仁纠集顽固势力，处处于与洋务派作对，并乘机利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一事小题大作，极力宣称学习西方的结果必然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上倭仁折》，《洋务运动》第二 册，第31页)他们排斥一切新事物而梦想恢复昔日闭关自守的局面，成为洋务运动的极大障碍。又如，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由汉口经河南至北京的两条铁路，引起政界一场大争论。顽固派接连上奏极力反对，指斥铁路有“三大弊”，有的指斥铁路有“五害”，有的断言铁路有“九不利”，或断言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就连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以铁路妨碍民生和厘金收入为理由而反对修筑铁路。然而，每次争论的结果多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也给修筑铁路制造了莫大的障碍和延误时机。特别是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和福州船政局遭到法军突然袭击而毁灭，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覆没的悲惨结局，成为守旧势力恣意抨击洋务派的把柄，更加猛烈地攻击洋务派和全然否定洋务运动，甚至幸灾乐祸，把洋务运动一概视为“彻底破产”了。甲午败绩后，“洋务运动破产”之类的论调弥漫朝野。从此，“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论几成“定论”。直到清朝覆亡后，这种论调才淡薄下来。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全面否定洋务运动、进一步地夸大“洋务运动彻破产”等言论，又应时泛起，尽管其出发点与昔日守旧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彻底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并无多少区别。20世纪80年代重评洋务运动，逐渐纠正了此类极端偏面的论点，对洋务运动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仍有必要进一步地解读“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论的实质，探讨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发展趋向等问题。因此，笔者不揣冒昧，仅就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作了什么？战争中被毁了什么？战后洋务运动大发展的铮铮业绩说明了什么？总之，旨在辨明洋务运动不是“彻底破产”了，而是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进而证明：落后学习先进，是历史的必然！善于学习国外之长者，是智慧和能力的升华、国富强兵的资源。

　　一、甲午战前洋务运动的业绩概览

　　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三十多年间，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已相当可观，其中犹以军工企业、军民两用企业和三洋海军的创建，成效最为显著。在近30座军工企业中，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的规模最大，供应全国各地枪炮、弹药及其他军需用品。福州船政局不但自造轮船、巡洋舰，还自行设计和制造铁甲船，舰船供沿海数省使用。此外，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等省相继建立了军工厂。虽然这些大小军工厂存在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经费不足和衙门式的管理等弊端，但它毕竟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为近代国防建设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三十多年的军民两用和民用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其成效犹为显著。其中，犹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近代化企业的规模最为宏伟，成绩犹佳，不仅收益显著，还同洋商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特别是三洋海军的创立，当是中国军事和国防近代化的里程碑。所谓三洋海军是指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1875年(光绪六年)开始创办，1884年初具规模。其中的粤洋海军又称“福建海军”。三支海军拥有舰只43艘，共计22124吨。虽然福建海军建立不久即遭法军偷袭而全军覆没，但是北洋海军则加速建设，仅在4年之内就从英、德等国购进铁甲舰、新式快船和鱼雷艇共14艘，还用巨款修建旅顺和威海卫军港，营造船坞，修筑炮台，聘请外国教官教练官兵。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舰队，当时被人视为“世界第四大舰队”。近代化海军及其庞大舰队的建成，当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

　　洋务派还大力制造轮船、修筑铁路等新式交通、创办电报与新式邮政，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的一部分。此外，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为国造就新学和各类技术人才。新知人才的涌现，当时洋务事业的根本。

　　以上各类洋务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尽管出现不少营私舞弊、糜饷玩公和产品质量差等腐败现象与弊端，但其显著的成绩则是洋务运动的主流，它不仅有利于防范和抗击外国侵略，还主动地与洋商争夺利权，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进一步大开，并造就了一批批具有近代化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特别是近代化的工矿交通企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仅就这些成就即可足以说明：洋务运动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现。他们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正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激流旋涡，不忍国家灭亡而勇于抛弃“华夷之别”的陈腐教条，发愤图强，以谋求自强自立。以上所述的洋务企业的建立、近代交通通讯的引进、近代海军的创建、新知人才的培养、人们思想意识的更新等等，充分显示了洋务运动的业绩及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景。

　　然而，顽固守旧势力睁眼不看事实，却把洋务事业视为祸害国家的巨患，即所谓：“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学士麟书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51页。)他们处处攻击和讥讽洋务事业，宣扬“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学习西方就是“丧失国体”、“以夷变夏”之类的陈词滥调。正如左宗棠所说：“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甲午战争败绩，更成为顽固派攻讦洋务派及其洋务事业的把柄。甚而对北洋舰队的覆灭也幸灾乐祸，把洋务事业的部分失败夸大为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任凭顽固势力随心所欲地摆布的。

　　二、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新发展

　　甲午战争中，除了北洋舰队遭到毁灭之外，其它洋务企业不但未遭破坏，还有了较快的发展。甲午战后，社会上要求“设厂自救”的呼声高涨，就连“中外臣工”也纷纷条陈时务，谋求自救之策。光绪皇帝也锐意推行新政，以求富国强兵。其新政的中心内容不外是“修铁路、铸钱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十一日。)这同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宗旨及其内容和路径是一致的。由于外国资本大量入侵中国，洋务企业和民族企业因缺乏资金而热衷于招徕商股，因而形成洋务企业和民族企业并行发展，或互相渗透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举办铁路、轮舶、电报、矿冶等大型企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重点正是集中在筑铁路、开矿藏、发展工商、编练新军和广兴学堂等方面。用时人的说：“目前之急，尚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戊戌变法》第2册，第281页。)这说明，甲午战后洋务运动正向纵深发展，洋务派不但要“强兵”，更要“富国”和造就近代化的各类人才，因此，洋务派把“恤商惠工”和“广兴学堂”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筹饷练兵”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和旗帜，实质上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和路径。直至清朝覆亡，洋务派也不曾放弃这条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富国强兵”和“保国保权”之路。只是在甲午战后，洋务派把“筹饷”的重点用在修铁路、建工厂、开矿产、造机器和“恤商惠工”等方面；把“练兵”的重点放在建立新式陆军及其先进装备方面。因此，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不但没有破产(个别厂矿例外)，还都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北洋最大的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今其制造，略有扩充，制造制铁机、制铜机、火药炮弹、铳炮、铜铁诸器，并铸造银货，其分厂极多……战后颇有扩张，其业之兴盛有可望也”。(《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七日。)南洋最大的军工企业——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进一步扩大规模，分设了江南船坞等十多所新式企业。湖北枪炮厂(即汉阳枪炮厂)扩大其规模，更新机器，分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最精的产品 ，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各省建立的兵工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充。这说明，洋务运动的核心“筹饷练兵和制器”确实有了较大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彻底破产”。不仅如此，曾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军偷袭而炸毁的福建船政局，也在甲午战后进行修复(《船政可虑》，《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一日。)北洋舰队也着手重建，每年支出180万两，作为订购军舰的经费。

　　甲午战后，洋务派把编练新式陆军作为洋务事业的“重中之重”。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败北，促使清政府不惜代价而加紧仿照西法编练新式陆军。从1894年冬开始在小站编练，次年改派袁世凯接办，扩大规模，建立各种兵种。署江南总督张之洞亦在江南聘德国教官编练自强军。1902年各省相继编练新军，直到清朝覆亡前夕，全国已编练新军13镇(一说14镇)、18混成协、4标和一个近卫军。新式海军和新式陆军相继建立，及其营制饷章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当是中国军队和国防近代化的里程碑。也是洋务运动开辟近代“强兵”之路的成功模式。

　　洋务运动初期举办的民用企业，在甲午战后也有较大的发展。而且种类繁多，规模较大。其中，湖北机器织布局最有代表性。该局于1896年大力整顿后，“竟赢余十八万金，除以十五万金还清旧债外，仍余三万金”。(《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初六日。)不但其产品畅销，还把厂中九名外国技师裁去八名，“所余一人，因开局时一切皆彼经手，其安装机器等细碎情节，尚须随时备顾问，故未撤去，一年之后，可以全用中国人矣”。(同上)该厂整顿成功，使洋务派增强了信心：“人存政举，天下固无不可办之事也”。(同上)在洋务企业带动下，商办企业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发展很快。从1895到1898年间，各省由商股开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共80个，其中矿业24个，金属加工1个，纺织44个，其它企业4个。商办厂矿的总数，在甲午战后4年间，比战后增加了一半以上。犹以纺织业发展最为迅速。中国自办纱厂的纱锭总数，在18999年时已多达336，722万枚。缫丝业在甲午战前只有56家，战后4年之间共增开34家，超过总和的一半以上。商办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很迅速，上海成为轮船运输的中心。此外，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两湖、天津等地也相继发展起来。

　　甲午战后，相当多的省份都建立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洋务企业。其中，以湖南和天津最为典型。甲午战前，湖南“风气未开，向来最恶洋务”，战后，“贤士大夫渐谙外情，竞讲新政。中国电报，向惟湖南一省不可开办，今已群情帖然，已于各处安设电局，本年三月间即可通行”。(《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一日。)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推行新政，创办洋务事业，举办矿务犹为出色。他极力提倡开矿，并于1896年3月间正式开采，在长沙设总局，益阳、永定、龙王山、宁乡等处设分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等多种形式开采。除旧有的金银煤铁铜等矿外，“新开者有锑镍铅等矿，中以锑为最盛，在长沙设洋炉化炼”。(《新知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六日。)湖南的矿务、电报和轮舶等企业的发展之快令人刮目相看，除有绅商集资的民族工业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洋务企业为数甚多。总之，湖南风气大开，矿务、电报、轮船运输等近代企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天津的洋务企业在战前就很发达，战后又有新发展，创办了先进的天津纺织局，订购英国“名厂头等”纺纱、织布、羽毛洋呢、毡毯绒布各种机器设备，“共计银价三万两”。(《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商务报》评论说：“中国创行西法已数十年，皆属皮毛，空言无补。至今两年来，忽大为变动，如邮政、银行、铁路直见施行，今天津也有小轮，风气之开，人力诚难阻隔也“。(同上，三月二十五日。)天津近代工商业发展之快，广为世人所称道：“天津兴办商务，各省皆引领而望，以为畿辅开风气之先，庶足以资法方也……津谚云：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只说办商务，知单去招股”。(《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十七日。)时人评论说，甲午战后的几年间，“风气忽开，大为更变，商务则砖瓦丝茧，官事则邮政银行铁路，一时间景运更新，中国变动之机，从未有如此之速者”。(《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四月初五日)而且，“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45卷，第18页。)这些事实说明，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确有较大的发展。

　　甲午战后，铁路也有显著的发展。芦汉铁路的修筑、京津铁路竣工(1908年)，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相继动工的胶济铁路、东清铁路及其支线和津浦铁路等，都是洋务运动进入新阶段的的重要内容。

　　广兴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成就显著。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摇篮和主渠道。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已建立了一些武备学堂、水师学堂、医学堂、科技学堂和外语学堂。这些学堂不但没有遭到甲午战争的破坏，而且还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洋务派更加注重兴建武备学堂、陆军学堂、警察学堂、工业学堂、农业学堂、矿务铁路学堂和各类西式学堂，尤为大力提倡建立新式学校。1902年后，不少省份创立了高等学堂。在洋务派大员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推动下，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在各省省城和州县分别建立崭新的大中小学校，推行全新的教育制度。因此，广兴新式学堂是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的重大成就。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甲午战后短短的几年间，不但把战前已有的洋务厂矿、铁路轮船运输等企事业与新式学堂，几乎全都扩充和增新；而且全然新建了为数可观的各类企事业、新式学堂和新军等等，其发展之快、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种类之繁新，“从未有如此之速”、如此之广泛，故为时人所称道。因此，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重点，明显地转向了编练新军、举办铁路、兴办学堂等方面，庚子事变后，洋务大员担当起推行新政改革之重任，遂把戊戌政变推翻的新政改革略加修饰而重新推行；并在明里暗里和日益活跃的立宪派拉近关系，或配合与支持，或制约与压制，艰难地推动立宪政体改革，遂使洋务运动、新政改革与立宪运动融为一体，形成洋务运动的升华，即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三、余论两则

　　1、“练兵制器”是富国强兵的核心，是落后国家自强御侮的必由之路。甲午战后，维新变法的呼声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但洋务运动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大力扩展筹饷练兵的规模，增新和扩大军工和民用企业的发展。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的旗帜，始终是以增强近代化的军队和军备为核心，以强化清朝国家权力为准的，并以军工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富国”奠定根基。实质上是洋务派利用国家权力集中财力和物力，以推动军队近代化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实和巩固封建国家政权而不削弱皇权。因此，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向封建军事资本主义转化的畸形之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威胁下，这几乎是东方封建国家通常所选择的自强道路。日本和俄国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成功，最终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成为长期侵略中国的敌对势力。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已大力仿造西洋船炮军火，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页。)日本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格外注目，明里暗里探听洋务运动的进展情况。19世纪70年代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于中国兵船事最留意”，曾多次向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及其继任者曾纪泽寻访，“问中国新制兵船事极详”(《曾纪泽遗集》日记(光绪五年已卯四月十九日。)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一步扩大采用西方练兵和仿造西式军火的规模，并全面铺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变革。日本扩充武备窥视中国的动向，更引起洋务派要员的瞩目和忧虑。于是要求加快洋务运动步伐的的重要奏章接连不断地送到清廷，社会舆论的呼声也日渐急迫。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深感采取西法练兵、造船和筹设海防等洋务事宜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近代历史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靠先进的炮舰和商品摧毁封建落后国家的“万里长城”的。因此，首先从军火武备方面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痛感西方的枪炮船舰锐不可当，进而采用西法练兵，仿照西式武备以求“御侮自强”，几乎是受资本主义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的普遍现象。所以，洋务派始终把“练兵制器”作为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历史的必然，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不可简单地视为只是因袭西方的“皮毛”。

　　2、制度改革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洋务派最为棘手而最终取得显著成绩的事业。洋务派与改良派本无实质性的区别，二者在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兵的大政要旨上本无分歧，只是在学习西方的具体内容和路径与步骤方面有不同的认识而已。早期改良主义者曾是洋务派的成员，而且充当洋务运动的重要参谋，但他们很快醒悟到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不改革制度是不行的。他们批评洋务派办洋务因袭西方之“皮毛”、管理落后，而又不重视制度改革。然而，改良派决不反对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其实，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深知改革制度的必要性，也想改革一些旧制度，但他们处处受到顽固势力阻绕和弹劾，常常是在一片咒骂声中举办洋务事业，他们深感大幅度地制度改革还不具备条件，尚无同顽固派一争高低的可能。奕訢、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也常常发出受人掣肘、屢遭参劾的慨叹。向以敢言而无所顾忌的洋务思想家郭嵩焘，也因屢遭顽固派的无理纠缠而一度心灰意冷。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诉苦说，为探求“保邦制国”之方，却屢遭攻击，“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之外(按：此指他乘船7万里至英国任驻英公使)，未及两月，一参再参，亦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有陈论”。(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李鸿章在复信中也倾诉自己办洋务多遭掣肘之苦衷。他说：“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就连这样有宜的事业也遭到一些官僚的“痛诋”；支持他的奕訢也说“无人敢主持”；连“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不谈矣”(《六月朔日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这些话足以证明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是阻碍洋务运动的险恶势力。因此，洋务运动初期还不可能把制度改革和政体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即使如此，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还是调整和改革了某些旧制度。例如，在用人制度、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变更某些旧制度和陈规戒律，而不是只知“练兵”而不顾其它。诚然，改良派旗帜鲜明地主张实行“制度改革”、要求“设立议会”，但在戊戌变法真地推行时，改良派的旗手康有为也深感“设立议院”的阻力和风险太大，而不再鼓吹实行议会政治的主张，却以“民智未开”为由，改变其初衷。庚子事变后，晚清政局大为扭转：顽固派溃不成军，洋务派成为20世纪初期新政改革的主角。他们顺应国人新意识的增长而力行新政，并在新政改革中和改良派以及资产阶级上层结合起来，逐步推行官制改革、法制改革、制订宪法、举办地方自治、仿行预备立宪，为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作充分的准备。勿庸讳言，这场改革的历程步步荆棘、斗争激烈而复杂，如果没有政治眼光远大和有魄力、有作为的洋务大员从中协调、果断让步、适度等待和积极争取社会上的支持力量，是不可能会在短短几年之间就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改革成就的。历史证明，欲速则不达，甚至适得其反。康梁变法的失败与此不无关系。如果考查一下20世纪新政改革的历程，也许能从这场改革历的程中看出：协调、让步、稳扎稳打与激流勇进并用的策略和方法，对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的至关重要性！因此，对这场新政改革运动的评价，也应当充分理解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更应充分肯定洋务大员的政治能量及其贡献。 (作者：陈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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