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旧教育以培养近代化需要的人才，是李鸿章变法主张的重要方面。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视角看，李鸿章对近代教育改革的重大贡献不仅只是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和措施。其中革除旧教育内容、改革科举取士制度以及倡导和主持的近代留学教育，都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之举。

　　“变法与用人”是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自强观的核心内容和旨在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 道路的纲领性主张。其中改革教育以培养近代化急需的人才，是其变法主张的重要方面。不过由于当时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敌国外患侵迫日甚，民族存亡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经武整军、以御外侮是人们必须首先要关心的最紧迫的问题。所以李鸿章提出的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变法主张，也必然要以此为切入口，先是以“变易兵制、讲求军实”领其纲，后则“以海防引其端”。其创办的许多教育事业和主要教育活动，也多直接或间接与强军御侮相联系。诚如梁启超所谓“大率皆以兵事起见”①。或许正因如此，以至人们对李鸿章在近代教育改革方面的一些主张和措施，往往都只注重从军事意义和反侵略的效果上去进行评说，至于在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则较少进行专门深入的探讨。

　　其实，从教育发展和改革角度看，李鸿章对近代教育的重大贡献远不只是创办了一批外国语学校、各种专门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更重要的是，他为开创近代新教育事业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和措施，如改革旧教育内容、改革科举取士制度以及倡导和推动留学教育等，不仅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而且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一、李鸿章力主改革传统教育的陈旧内容，是清朝官员中鼓吹和实施在官办学校开设西方科技课程的第一人。

　　专事经文、空谈义理，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其轻视艺事，排斥科学，脱离实际，用非所学，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种种弊端，是造成中国在封建社会后期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改革旧教育空疏无用的陈旧内容，加强对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学习以造就近代化所急需的人才，便成为开创近代新教育事业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但在洋务运动初期创办的一些新式学堂中，这一变革并没有得到立即实施。以最早的京师同文馆而言，1862年创办时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员，并非为学习近代科技而设。而且章程规定学生每日一半时间学中文，读经仍然作为重要教学内容贯彻始终②。所以走不出传统的窠臼，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因语言文字的隔阂屡屡“受人欺蒙”，所受损失极大。为应付外交需要，培养本国的外交翻译人员在当时确属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人们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尚缺乏深刻认识，对“西学”的了解还极为肤浅，只是刚触及到“器物”层面，其自强活动主要还是仿制洋器。所以，也就不可能对传统教育内容提出根本的改革。

　　在当时的洋务派官员中，敢于正视现实，对中国所处的落后地位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种种弊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深感中国要自强必须改革旧教育，增添新内容，用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培养人才的是李鸿章。从1860年代初期的一些奏折中可以看到，当时李鸿章已经比曾、左等同时代其他洋务派官员更早、也更深入地看到，西方的先进并非仅只是表现在“器物”层面上的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机器的背后另有复杂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认识到中国要自强，必须要从学习和探究西方科技入手。1863年3月，他奏请在上海和广州设立新的外国语学校折中第一次谈到了这一观点和主张。他说：“彼西人之所长，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利器尚象之法，无不精专务实，勒有成书……”。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加强对西方这些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学习。而当时中国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书不过“十才一二”，这是很不够的。只有“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则中国对西方科技就可“渐由通晓”，中国的自强就可以实现③。基于这一认识，他在奏折中首次提出了改革旧教育、增添西方科技教育新内容的主张。建议新创办的外国语学校不应只象京师同文馆那样只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而是应通过“精熟西文”，进而学习探求西人所擅长的近代科学知识和技术，以为我所用。“我果能深道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数百十年后有不能攘夷而自立耶？”④为实现这一改革主张，他在同年4月制定的上海同文馆章程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增设算学馆，开设西方自然科学科目。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在官办学校中开设的西方科技课程。

　　当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西方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对西方科技的了解也只是一般的概念，在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上，也没有完全走出“中体西用”或“中本西末”的框框。他虽然1863年就提出学习西方科技以实现自强的主张并付诸实施，但他在次年致总署函中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万不能及”⑤。在另一奏折中也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⑥表现了对“中学”坚持和固守的态度。所以，他在增加西方科技教育内容的初次改革中对旧教育内容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否定和革除，在拟定的上海同文馆章程中传统中文经史仍然作为重要教育内容而占相当大比例。

　　但作为近代中国最敢于正视现实的改革家的李鸿章是一个实事求是之人，是敢于“力破成见”、“讲求实际”的“圣之时”者。从当时及后来的大量奏折函稿中可以看到，随着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入，他对中学和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态度也开始由固守、坚持转而变为质疑和批判。他认为，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内容和沉津于章句小楷的积习，最大的害处是“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虚妄无实”，“无与于时务”⑦。他痛斥顽固守旧的官僚士大夫“无事则斥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巧，以为不能学。”指出他们所以愚昧无知，乃是不肯睁眼看世界，不敢正视现实。“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⑧他还以日本通过“采西学”走上自强之路为例，认为中国要自强，应该以日本为榜样，“君臣发奋为雄”，“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皇然变计”，把“觅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⑨，即通过学习西洋科技、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作为强国的第一要务。对于顽固派以“圣道”贬“技艺”和宣扬所谓“西学中源”说对教育改革进行的非难和攻击，李鸿章更是愤然斥之，“天地万事万物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渺视”。甚至说“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⑩，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所以科技不进，长期落后于西方各国的原因就是“圣贤之道”为害。

　　李鸿章对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质疑和抨击，其尖锐、深刻和无所畏惧的胆识，不仅在当时无人能及，即使今天看来也不乏其深刻之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年代中期他在批判旧教育的同时，还对西人把实用科技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表露出一种强烈的赞赏、向往，甚至可以说是倾心认同的态度。所以早有论者认为，七十年代后的李鸿章已经由一个“中体西用”论者转变成一个近代化论者。其实，从他对中、西学的这种不同态度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他的这种转变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自上海同文馆首开西方科技课后，李鸿章在后来继续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传统的“中体西用”或“中本西末”观念对他已无多大的束缚了。不仅上海同文馆陆续增设了其它西学教育科目，在他创办的其它各类学校中，更是几乎把当时西方科技的所有成果都纳入了教育内容中。而传统教育内容则被大量削减，甚至干脆摒弃，即使稍有保留也往往并不列入正式课程，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近代教育内容的由传统中学向西方自然科学实现根本转变是中国新教育的开端，其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和李鸿章的开创之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二、李鸿章力主变革传统科举的八股取士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是清朝官员中主张以“西学”作为科举选拔人才标准的第一人。

　　李鸿章关于变革科举制度的主张是与他推行的教育内容改革相辅而行的。当然他的改革并非是简单地主张立即废除科举形式，因为这是当时环境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对这种不触动旧有形式的改革，人们往往斥之为保守。其实不然。实际上在保留科举制的旧形式下，李鸿章的改革却直指科举制的要害：要求废除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制度，改为以“西学”作为考试内容和科举选拔人才的标准。目的就是通过在旧科举形式中为科学争得合法地位，以引导鼓励全社会人人都去学习和钻研西方科学技术，为改革旧教育内容，培养近代化人才争得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李鸿章对科举制的抨击，多见于他六、七十年代陈述变法主张的一些奏折和函稿中。总体而言，他认为，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面对近代世界科技“月异日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⑾的千古变局，早已不合时宜，对培养近代建设的人才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但当时朝廷却固守旧法，不知变通，不仅仍然把科举作为士人进身的惟一正途，把八股试贴作为科举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而且还把学习西方科技的新式学堂归入末流严厉规定其学生不得参加科举和考制。李鸿章认为这只能使天下人继续埋头于“四书五经”，阻碍新知识在中国传播，如此则“人才何由出”⑿。

　　就李鸿章抨击科举制的具体方面看，则多是着眼于改革考试内容的需要，比较集中地指向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制度。在1864年致总署函中，他就指出，这种制度不变通所造成的“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无益于人才的培养。在后来的大量奏折函稿中，他的抨击更为猛烈，认识也更为深刻。他说，“试题小楷毫无与时务”⒀。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所用非所学”，对中国自强毫无用处。“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之道”⒁。他认为，中国所以“人才风气固结不解，积重难返”，完全是由于科举考试崇尚时文小楷所致。他在给同僚的信中痛切地指出，“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只是由于科举制度使士大夫为应付空疏无用的八股考试，长久沉溺于章句帖括，因而造成虚妄无实，缺乏求富求强的人才，以至“长期受侮”⒂。

　　作为清末官员中主张科举改革的第一人，李鸿章在1864年致总署函中提出了大胆的改革建议：“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⒃。在作为李鸿章近代化纲领的《筹议海防折》中，他更进一步提出，为了培养人才，必须由朝廷提倡西学。为此最好是废科举，“即使科目不能骤更，时文不能遽废”，那“考试功令”也要“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对作为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源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都应纳入科考，学有所成者，应“与正途出身无异”。

　　当然，要求对科举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其中主张改革考试内容以使之更裨实用的也并不鲜见。但就其改革实质的深刻性而言，李鸿章的改革主张却是前无古人的。他提出的以“西学”作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冲破了自宋代以来即已形成、且为历代改革者所无法逾越的最大障碍——传统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他所要改变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迈向现代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一步。

　　三、李鸿章主持和推动的近代留学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对外开放，迈出了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洋务运动时期留学教育的兴起，是近代中国对东西文化巨大差距有了逐步清醒认识后，主动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李鸿章则是留学教育的最先倡导者和最主要的实际主持者和推动者。

　　在致力于普及西学以求中国自强的实践中，李鸿章首先觉察到在当时西方科技“月异日新”的形势下，中国所仿照者皆为“其初时旧式”⒄。认为如果不去探究西学发展的奥秘，还是要永远落在西方的后面。为探究西学制作之源，在1864年就指出，中国应当象日本那样，通过派人到西方学习，以发展自己的科技。他说：“日本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中国亦可“皇然变计”⒅。所以当1865年春，总署向李鸿章征询关于派八旗官兵出国学习兵工技术是否可行时，李鸿章不仅立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他关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想法和初步方案。他在复总署函中说，派中国学生到西方求学，“一探其巧技造作之源”，很久以来就一直是他所心仪之事。同时指出，西方机械学的原理是包含“器用之微”的数学，鉴于当时中国几乎无人具备数学和机械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他建议，学生出国前有必要先在中国的兵工厂中学习和实践这些科目，打下初步基础，为出国深造做必要的准备⒆。

　　1872年中国首次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正是在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一力主持和全力推动下而得以成行的。先是1870年10月曾国藩根据容闳的建议，在一封奏请其它事项的折中顺便列入了这一想法，以提请朝廷考虑。但这并未引起清廷重视。于是同年12月李鸿章致信曾国藩，认为此事必须继续全力推动，以促其成，断不可寄望于“事由中发”⒇。为此他建议，此事应以专折上奏，其中要提出具体计划和方案。由于李、曾的反复奏请争取，直到1871年9月，由李鸿章和曾国藩共同拟订的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章程才被朝廷允准。不久曾国藩去世，留美之事则全由李鸿章独撑大局。经其全力筹办，1872年8月11日，30名中国幼童在上海登上轮船，奔向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近代官费留学海外的帷幕终于拉开。

　　除留学美国外，1877年到1886年，中国还先后三次派遣船政学生留学欧洲英法等国。人们皆认为此事为时任船政大臣的沈宝桢首倡。其实李鸿章早在1871年6月筹备留美之事时，对留学英国已有所考虑和筹划。而1873年沈宝桢提出船政学生留学欧洲时首先鼎力支持的也是李鸿章。特别是其后在留欧的整个筹划和实施过程中，李鸿章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无论是沈宝桢还是后来接任船政的丁日昌，几乎是事事皆与李鸿章函商，征得李鸿章的意见后才行定夺。所有重要事项也都由李鸿章领衔，与沈、丁联名上奏，合力推动，才获朝廷允准。所以无论是留欧章程的制定，留学监督的人选，留学生的选拔培训还是留学目的地的确定，李鸿章不但都直接参与其中，而且始终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是整个活动实际上的主持者。

　　近代留学欧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开创之举，李鸿章作为最早的倡导者和自始自终的主持、推动者，其功之伟，毋容置疑。

　　总之，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李鸿章的这些改革主张和他所从事的改革活动，都是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的，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许多主张虽然在当时因顽固派的阻挠和清议所格没有得到完全实行，但历史却做出了最公正的评价：正是那些当时最激烈的反对者，在中国连续遭到列强侵略，民族存亡危机空前严重形势的逼迫下，于20世纪初陆续实施了李鸿章几十年前提出的改革建议，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新教育的基础。(作者：丛领滋)

　　注：

　　⑴梁启超《李鸿章传》，引自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⑵⑺⑽⑿⒀⒁⒂毛礼锐《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103页，104页

　　⑶⑷《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第12页

　　⑸⑻⑼⒃⒅《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⑹《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

　　⑾《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34页

　　⒄《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

　　⒆刘广京、朱昌崚《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0，第28页 (作者：丛领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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