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随着中国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军事变革模式蜂拥而入。这种形势提醒人们：如果离开“中国特色”，中国军事变革就会效仿美国而不像美国、效仿俄国而不像俄国、效仿法国而不像法国……，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中国特色”决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筐”，任凭说不清的东西往里装。认识特色的 唯一条件是比较。在与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军事变革具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战略目的的有限性(中西方军事变革战略目的不同)

　　所谓战略目的不同，是指中国与西方军事强国由于国家性质、对外政策及军事战略不同而对军事变革的战略要求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军事变革，尤其西方军事强国的军事变革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其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以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军事变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体现，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变革来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保障。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本质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在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和军情，以免陷入盲目军事竞赛的泥潭，铸成历史性错误。世界军事史表明：每逢军事变革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盲目卷入一场浩大的军事竞赛之中，从而拉垮了国民经济，也使自身的变革中途而废。因此，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目紧随西方，不能成为西方军事变革的翻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性质、中国军事战略性质和中国基本国力基础，有针对性地实施变革，以免军事变革成为军事竞赛。这对于中国军事乃至中国整体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发动起因的应对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启动原因不同)

　　中西方军事变革具有不同的启动原因。美国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亟需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尤其冷战结束，美国企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主导世界。此时恰逢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为其军事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环境和条件。而中国完全不同：长期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反思。最重要的是，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群体性突破没有首先产生于中国。中国军事变革的动因，是为了抓住人类社会技术形态的时代转型机遇，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革，是为了应对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

　　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军事变革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关系上。即：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结果，却正是中国发起军事变革的主要原因。现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是谁让它变的？是美国人。美军把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战争实践，从而引起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军的作战样式就是现代战争的代表性样式，“世界军事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军事发展的代名词。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面貌的深刻变化，中国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实质是迎接西方强国军事发展的严峻挑战。这是中西方军事变革的重大区别。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所具有的较强应对性，即：变革则主动，不变革则被动，不变革无法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局部战争。

　　三、发起模式的超常性(中西方军事变革发起模式不同)

　　西方国家军事变革的发起模式通常表现为：以科学技术群体的重大突破为前提，以武器装备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基础，逐次引发作战理论、教育训练及组织结构发生相应变革。而中国没有首先具备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武器装备水平处于落后的状况，或者说，中国军事变革的客观物质基础还十分欠缺。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军事变革必须采取超常规发起方式，即：战略指导具有科学的前瞻性。强调以战略指导思想的变革为先导，牵引包括军事科技、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领域其他要素的相继变革。1993年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变时，从全军情况看，部队训练主要项目仍包括拼刺刀、投手榴弹，主战装备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然而，在这样的水平上，中央军委果断要求全军准备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这种战略指导具有鲜明的理论超常性和前瞻性，已引起中国军事领域一系列变化，并成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理论号角。

　　正确认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能等待物质技术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进行。如果过于参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军事变革的样式，过于强调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只能阻碍中国军事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最终被世界军事发展的历史潮流远远抛在后面。二是超常规发起军事变革后，中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创造和补足军事变革物质技术条件。如果过于强调自身的特色，过于强调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忽视军事变革的基本组成要素，违反军事变革的内在规律，也会导致中国军事变革因物质技术条件的不足而中断甚至夭折。

　　四、起始状态的后发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起始状态不同)

　　所谓起始状态不同，主要是指西方军事强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先发位置，中国处于军事变革的后发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先发与后发，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状态概念。美军是在总体高度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我军是在总体半机械化的基础上向信息化战争时代变革，还没有进入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努力克服后发的劣势和充分发挥后发的优势。后发具有一定的劣势：启动晚，差距大，伴有相当程度的被动性。但是，后发仍有相对的优势。军事变革历史表明，变革的率先者就是探路者，探路的过程就是以艰辛而漫长的努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甚至多走弯路的代价，来寻找正确的军事变革道路。中国军事变革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借鉴或直接获取西方军事变革的成果和经验，避开率先者所走过的弯路，从而结合自己的特点，直接进入正确的变革轨道。充分发挥这种后发优势，防止把优势变成劣势，必须格外强调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规划，战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也是最大的浪费，更是无法挽救和弥补的损失。

　　五、运行方式的跨越性(中西方军事变革运行方式不同)

　　中国军事变革既然处于后发状态，既然与西方军事强国存在一个道路差，就必然面对运行方式的选择问题：是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变革或军队建设的全部道路，还是努力跨越其某一发展阶段或发展步骤。无疑，中国军事变革选择了跨越式发展方式。

　　把跨越式发展作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因为西方军事变革，尤其美国军事变革，包括其军队建设，不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特征。跨越式发展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常规方式，而是人类社会，包括军事领域中事物运行和发展的一种超常规方式，其对应方式为循序跟进式发展，或称按部就班式发展。它发生于落后者与领先者的相对运动过程中。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跨越的参照系，即跨越什么，自己是不能跨越自己的。领先者通常处于探索和开辟道路的位置，没有跨越式发展的任何参照系，所以不存在跨越问题。因此，美军的发展方式更多表现为“开拓式”或“探索式”。跨越式发展是落后者独有的发展方式，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独有优势和重要特征之一。

　　以跨越式方式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在较高起点上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使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能力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跨越机械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也要努力跨越信息化发展的某些阶段。二是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失误的教训，尽可能少走弯路。三是必须针对西方军事强国的“反跨越机制”，加强自主创新的跨越能力。所谓“反跨越机制”是指西方军事强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拉开与落后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装备水平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采取技术封锁、控制技术转让、全力垄断最新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等措施，使落后者减缓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对此，我军建设必须格外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跟踪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前沿，否则，虽然跨越，但难以缩短差距。

　　六、积累基础的欠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的积累基础不同)

　　所谓积累基础不同，集中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能力的不同。这种不同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除新中国诞生的物质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当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中国军事处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当时中国军事的主线，尽管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我军始终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尽管完成了“两弹一星”等伟大事业，为今天的军事变革打下了相关的基础，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军事领域遭受了重大挫折。同时，中国军队建设的社会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经济停滞、科技停滞，中国众多杰出的科技人才遭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然而，中国军队又进入了“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轨道。就在我军“一保装备，二保生活”，在困难和忍耐中求发展的同时，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极其深刻的新军事变革。不进则退。海湾战争及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使我军看到：与西方军队的差距已越来越大，不仅存在第一个道路差——机械化高级发展阶段，而且出现了第二个道路差——信息化初级阶段。即中国军队不仅在打典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方面与美军有差距，在打初级信息化局部战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差距。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存在着差距，军队建设的差距更大。重要的是，后者更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七、经济环境的过渡性(中西方军事变革经济环境不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变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相当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不存在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较大矛盾，表现为军事领域的“单一变革”。而中国的军事变革是在整个社会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环境中进行的，军事变革与社会经济转型几乎同时进行，表现为军事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重变革”。社会经济环境的过渡性，必然表现为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必然使中国军事变革将面临诸多西方国家军事变革未能遇到的困难。

　　充分认识这种重大区别，目的在于把握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转型背景下推进军事变革，整个国家将承受多个重大领域变革的艰巨任务。国家必须对包括军事变革在内的整个国家社会变革进行总体筹划，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大框架之内，使军事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否则，军事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都会走上弯路。二是社会变革是军事变革的基础环境，离开这一环境或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军事变革就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因此，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成果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军事变革和国家整体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八、组织领导的坚强性(中西方军事变革领导力量不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变革，就组织领导而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严格地讲，美国的军事变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即先由军界中层力量倡导，逐步由最高决策层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受到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的严重干预和制约，甚至成为反对派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把柄。中国军事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变革，从一开始由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决策层发起，具有自上而下积极推进的重要特征。党的坚强领导，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中国军事变革区别于其他国家军事变革的鲜明优势，也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组织领导保证和制度保证。

　　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军事变革鲜明的政治优势和组织领导优势。一是必须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统一调动和协调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对军事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总体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为加快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传统优势。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军事领域特有的政治优势。党对军事变革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来实现的。因此，必须加强军事领域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保证在军事变革历史过程中全军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党、国家和军队关于军事变革一系列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军队变革不变色，变革不变质。

　　(稿件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孙科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