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首先是国家长远、全局和根本的利益。要搞好中日关系,就不应该把历史问题当成包袱。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现在新的重要共同利益就是发展和振兴亚洲。

　　今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67周年纪念日,而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开始在东海中日双方有争议的海域进行海底资源调查。之前,7月2日,日本首相小泉在朝日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中再次强调,每年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这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关注。

　　人们用“政治冷,经济热”来形容目前的中日关系。可以说,中日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如何打破中日关系的尴尬?两国是否还有进一步努力和调整的空间？

　　为此,《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有关人士。他们是:

　　徐敦信,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

　　何方,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日本研究所所长;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论证对日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正是在沉闷和僵持中,往往就蕴含着微妙的变化机遇,是这样吗?

　　徐敦信: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微妙,我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中日总是要进行首脑互访的,问题主要在日本方面,而日本马上改变也不容易,比如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但我相信,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

　　王屏:中国对日政策目前更多地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考虑。为了形势发展需要,去年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成立了一个“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专门从战略高度研究处理中日关系。这里集中了中国顶尖的学者,他们基本都是“战略派”的。

　　外交部对我们从战略高度论证对日政策这一研究动向非常感兴趣。“战略派”的人基本上都能领会从战略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初衷,他们更多从国家当前和长远利益角度考虑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在对日政策中,哪些方面是要坚持的?

　　徐敦信:应该有是非观念,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含糊。

　　有人说,历史问题应该了结。这就是是非问题,我不赞成“问题已经过去了”,事实上是没有过去。对历史认识问题,归根到底要靠日本自己来解决,需要日本民众的理性和日本政治家的智慧。

　　当然中国和亚洲邻国坚持原则也是重要的外部力量,我们应该坚持原则,但也不宜太急,欲速则不达,想通过一两次批评斗争解决问题不现实,要根据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多做工作。

　　我们在看到靖国神社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日之间还有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和联合宣言。我相信多数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的人极少,要看到这个大前提。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会发生改变吗?

　　徐敦信:任何政策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而调整,不会一成不变,但我相信基本原则不会变化,因为这些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轻重缓急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的民族感情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得到尊重,但是对外政策不能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我不赞成过分强调民族感情,我们还面临着国家利益问题。

　　说起国家利益,发展是我们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什么是第一要务?就是比其他的都重要才是第一要务,很多事情,可以从长计议。

　　张沱生:对日政策不会做根本调整,但肯定会随形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总的趋势将是更加灵活、进取和富有战略眼光。其实,去年国内关于对日政策“新思维”的讨论,也正是客观形势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映。这一讨论中既有分歧,又有共识,但有一点则是十分一致的,即大家对当前的中日关系不满意,希望提出更切合实际和富有远见的政策,以打破目前两国“经热政冷”的状况,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但是“新思维”是需要中日双方共同积极完成的。近两年两国民间感情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认识问题,而小泉首相不顾中国人民感情接连参拜靖国神社,则是造成分歧最直接的原因,由此导致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的中断。现在球其实是在日本一边。

　　真正的外交官是主张中日友好的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中国外交界许多人士和部分民众的立场有时不尽相同?比如,很多外交官都明确地坚持中日友好政策。

　　徐敦信:我是坚定主张中日友好的,这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官的基本职责,国家利益首先是国家长远、全局和根本的利益,我相信我和我的前任以及后任都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

　　当然个人能力各有长短,但是大的方向是一致的,不主张中日友好的外交官不是一个好的外交官,他应该好好学习,应该意识到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何方:我个人认为,凡是了解日本的人,研究日本问题的,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搞好中日关系。这是因为,无论对中日双方来说,还是对东亚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来说,中日友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国家要睦邻友好、稳定周边,要发展经济、开拓市场,日本都是一个重要对象。如果中日关系搞不好,甚至进一步恶化,那双方谁也没有好处。相互间都把一个强大的友好邻邦变成一个强大的敌对力量,这对东亚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是极为不利的。

　　现在,美国正在调整它的军事战略,而且日益明显的是把重点往西太平洋转移,国际间的力量也在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改善中日关系,防止恶化就不但重要,而且很紧迫了。

　　还应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长期战略,而日本无论作为我们的出口市场,还是资金与技术来源,都占有不可代替的地位。比如低息长期的日元贷款,对我们很有用处。北京的地铁建设,北京机场的扩建,很多资金就来自日元贷款,只是由于中国媒体在这方面介绍和宣传的不够,中国公众知道的不多就是了。

　　“汉奸”的提法应该慎重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股情绪,就是对日本稍微有些正面的评价就会遭到部分人的反对,认为是“汉奸”,这种情绪正常吗?

　　何方:我以为,在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上,现在确实存在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值得警惕的。人们都知道,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起源于质朴的爱国主义,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的加强,对外可以形成一定的软实力;但另一方面,狭隘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违背时代精神,容易导致国家民族的自我孤立和妄自尊大,严重影响政府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妨碍对外关系的开展。

　　中日关系10多年来就有点走下坡路,特别表现在双方舆论和人民情绪中友好精神的减少和敌对因素的增加。这种趋势亟须扭转,发展下去对双方都是非常危险的。

　　徐敦信: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去年的一些事情,本来是少数人、小范围的事情,但是被一些人上纲上线,扩大了打击面,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公众的情绪对政府总会有影响,但是中国外交正在扩大开放程度,以便让更多的公众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只有公众了解,才能对外交政策有真正的支持,否则就会形成各走各的路,甚至形成一定程度上对立。

　　从中国外交部门来说,应该多做引导工作,开门办外交。目前,外交部也是这样努力的,利用网络,通过对话,改变外交神秘感,效果很好。我相信公众是顾全大局的,当然,要求人人做到也是不容易的,为政者应该加强引导,具体说就是增加透明度。

　　必须正视日本与德国的不同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一天不真正地向德国学习,中国人就很难从感情上接受日本的崛起,这也是不能忽视的民间情绪。

　　何方:我们应该看到,区域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是与全球化同步的,也可以说,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必经阶段或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世界的区域合作发展极快,无论欧美都是如此,惟有东亚落后了,原因就是中日关系没有调整好。

　　东亚合作要搞起来,必须中日两个大国带头合作。例如欧洲的合作,正好是原来有世仇的法德带头。东亚以至亚洲合作要赶上世界潮流,中日就应首先带头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但日本和德国确实不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不同?

　　何方:我们必须正视这种不同。德国能够正确对待纳粹侵略的历史,而日本却不能。这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造成的。除了美国包庇日本原军国主义势力等原因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战后上台的是反纳粹的力量,而日本却是原来的统治集团继续执政。

　　正像许多犯政治错误的人(如在政治运动中整错了人的人)很少愿意自觉检讨他的错误一样,要日本统治集团像德国那样做是很困难的。

　　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也需要面对现实。目前,在日本对历史的认识上,就全国而言,和平主义倾向仍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得出结论,日本再搞军国主义是不太可能的。整个国际形势,亚洲邻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允许它再走军国主义的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搞好中日关系,就不应该把历史问题当成包袱,而要使之成为发展关系的动力。

　　客观看待日本崛起

　　《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已经崛起,如何看待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趋向?

　　徐敦信:我们历来主张国家主权平等。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条。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历史问题,日本是经济大国,希望成为政治大国,它要发挥和它的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对此,我们能够理解,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们也比较担心它走军事大国道路。

　　所以,我们一贯希望日本吸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要让别人感到威胁。我们这样说,既是对日本战后道路的一种肯定,也是一种希望,希望日本好自为之。

　　亚洲需要联合自强,尤其是东亚需要联合起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东盟国家已经作出了样板。团结起来的集体,即使是由微小的个体组成,也是强大的。

　　何方:我一直认为,还是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对待主权独立国家的平等态度来看待日本。部分人不能认为日本永远低人一等。

　　媒体不应增加中日彼此的仇恨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日民间情绪确实非常对立,是不是双方的舆论界都应该检讨自己?

　　何方:对的,不管责任大小,双方都应注意这个问题,都要为增进了解、加强友好服务,而不应起增加仇恨的作用。从中国这边来讲,我们在警惕日本人右翼做坏事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日本人民善良的一面。比如报道宣传那些来中国帮助治理沙漠的志愿者,出钱出力帮中国劳工和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优秀日本人。

　　张沱生:我觉得两国媒体都有应该反思的地方。两国媒体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去年西安发生的日本留学生下流表演事件,导致学生游行,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后来调查清楚,事实就是几个素质差的日本人做的,和其他没有关系。对这类事,尽快查清真相,客观报道而非“炒作”,是媒体应尽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小泉还会参拜靖国神社,作为首相,他的这一举动,中国人怎么理解?

　　何方:我们当然反对日本官方要员参拜有甲级战犯亡灵在内的靖国神社。但我们也不应让一个小泉来主导中日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应该给日本政治家什么建议?

　　徐敦信:作为政治家应该讲诚信,作为领袖更应该遵守国家诚信。政治家不讲诚信是不好的,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是极不明智的。

　　《瞭望东方周刊》: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不久前在谈到做好日本工作的时候称,最重要的是寻找和扩大双方在新时期的共同利益。你们觉得呢?

　　何方: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当处长时就认识王毅。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年轻有为,头脑清醒,条理分明。他也是主张搞好中日关系的,他所言极是。

　　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谈中日关系的四项主张

　　中日关系是我们与所有外国关系中最久远、最复杂的一对。双方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中日关系最主要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我们的主张是:

　　第一,历史问题是客观现实,不能回避,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

　　第二,在中日漫长的关系史中,有侵略战争,也有友好交往。历史问题不应是包袱,而应从中汲取有益教训,使之成为发展关系的动力。

　　第三,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绝不仅是日本的内政和文化问题,而直接关系到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反映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中方明确反对。

　　第四,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现在新的重要共同利益就是发展和振兴亚洲。亚洲的发展离不开中日协调与合作。我们希望日本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作者：林楚方、郭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