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以及后备力量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推进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同时，结合新形势下 后备力量的实际，形成了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成为指导我国后备力量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是对毛泽东后备力量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证明，一切科学理论总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也是在继承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特别是毛泽东关于后备力量建设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武装力量体制，必须采取常备军制度和民兵制度相结合的形式。主张武装全体人民建立后备军，这样在平时可以减少常备军；战时，可以补充大量兵员。列宁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恩格思的军事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苏联革命的实际，创建了第一支无产阶级常备军，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军事组织的原则，形成了一整套红军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的理论。强调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力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厚的源泉。”“谁的后备多，谁的力量来源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军队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如何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实践和理论创造，使马列主义关于后备力量建设思想具备了新的丰富的内容，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后备力量建设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行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同时，“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二是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三是坚持层层升级，补充扩大军队。毛泽东认为，发展扩大军队主要应采取由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成建制升级的办法，即由自卫军、民兵或游击队先升为地方部队，再由地方部队经过一段的训练和发展，最后升为正规军。这种层层升级扩大军队的动员形式，既创立了建设武装力量精兵的思想，又保证了战时扩大军队的需要，是在艰苦环境中扩大人民军队的最佳的动员扩编形式。四是建立后备力量建设领导体制。毛泽东认为，严密而有效的后备力量领导机构，是搞好后备力量建设的基本保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建立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建立过战时委员会和武委会；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过武委会、武装部和支前委员会；建国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及其办事机关，即省军区、军分区、县（市、区）人武部，保证了每一时期后备力量建设任务的完成。五是坚持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毛泽东认为，我国民兵兼有战斗与生产任务，而二者又是矛盾的。如果不了解矛盾及解决二者如何结合的问题，则无法领导组织青壮年参加民兵。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坚持“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思想。六是平战结合，寓兵于民，为战时动员打基础。全国解放后，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军情，及时提出作好和平时期的兵员动员准备，为战时兵员动员打基础。他强调：“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民兵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毛泽东还反复阐明后备力量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依靠民众，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后备力量建设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依据当今时代的主题和战略格局发生的新变化，依据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依据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出现的新情况，依据后备力量建设进行调整改革的新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后备力量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坚持发展人民战争思想，野战军、地方军、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精简常备军，加强后备力量，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坚持传统的民兵制度，完善预备役制度，实行民兵与预备役制度结合；建设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较高、动员快速、体制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后备力量等等，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思想体系，并且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意义更为深远。

　　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是我军后备力量建设调整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我军后备力量的建设实践，特别是调整改革的丰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后备力量建设的一系列调整改革，没有后备力量战线全体指战员的生动实践，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理论是不可能形成的。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条，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亲自主持领导了我军后备力量建设的调整改革。仅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我军后备力量建设先后作了三次大的调整改革。

　　第一次调整改革，以中发（1981）11号文件为标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适应党和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1981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调整民兵组织问题的报告》，即中发（1981）11号文件。这个文件总结了我国民兵建设的历史经验，针对民兵组织规模过于庞大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调整改革的原则和办法。通过这次调整改革，民兵组训规模大大压缩，全国民兵由原来的2.6亿减少到1.7亿，其中基干民兵由原来的1.4亿减少到2600万，减少了81％。政府和群众的负担由此而大大减轻，使国家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次调整改革，以中发（1985）22号文件为标志。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由“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并作出了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与这一战略转变相呼应，为更好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新形势，同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兵预备役工作的意见》，即中发（1985）22号文件。这个文件，充分肯定了在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役部队大量裁减的情况下，更要重视后备力量建设，明确提出“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必由之路”的思想；确立了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根据这个文件的要求，全国基干民兵作了进一步压缩，训练任务进一步组织更为扎实重点更为突出。基干民兵队伍更加精干，质量进一步提高。

　　第三次调整改革，以中发（1991）22号文件为标志。1991年5月至6月，总参委托国防大学举办了全军省军区司令员集训班，认真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后备力量建设调整改革的经验，并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海湾战争之后出现的国际新形势，以及国内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出现的新情况，研究了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我军后备力量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根据集训的成果，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关于在新时期加强我军后备力量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即中发（1991）22号文件。这个文件再次肯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民兵建设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要求，在国际敌对势力加强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和和平演变的情况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同时指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不管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如何发展，不管战争样式和作战形式如何变化，我们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不会改变，打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不会改变。文件还强调，要防止和纠正“唯武器论”、“人民战争过时”、“民兵无用”等错误观点。概而言之，文件从战略高度阐明了新时期我军后备力量建设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主要任务，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强大后备力量的总体目标。可以说，这个文件是指导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理论的集中体现。

　　我国后备力量建设调整改革的历程表明，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是伴随着后备力量建设的调整改革的进程形成、发展的，是建立在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调整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调整改革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

　　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他善于集中全党全军的智慧，将广大指战员的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集中概括和理论升华，善于把分散的、个别的理论变成系统的理论的结果。邓小平通晓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熟谙中国的国情军情，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以及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精华同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进行卓越的理论创造，他是当之无愧的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理论的奠基者。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应当看到同任何军事科学一样，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理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创造，包括党和军队领导的集体智慧，也包括后备力量建设战线广大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后，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队建设、后备力量建设等重大决策，都经过党中央的集体讨论，凝聚了党的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下发的一系列关于后备力量建设的文件，都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集体讨论决策的。可见，邓小平新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理论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和军队的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为这一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努力。(中国国防报2004年08月2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