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平同志诞辰百年的时候，我们这些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同志十分缅怀小平同志和他在外交上的丰功伟绩。今天，中国的外交进入了黄金时期。可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好，我们的外交舞台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合作从来没有这么深，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邓小平外交 思想丰富深邃，充满智慧。我从1961年1月投身外交工作，到2003年7月结束在法国的任职。在长达42年半的外交生涯中，我目睹了中国外交所取得的进展。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1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舞台相对狭窄，当时我国的建交国仅64个。第二阶段是1971-1978年。1974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标志中国的外交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的外交活动的舞台在扩大。1971年到1978年我国建交国家上升到116个。第三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现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我国建交国数量进一步增加，到现在我建交国已达165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外交大发展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直接指导下实现的。

　　邓小平外交思想极为丰富，而本人水平有限，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全面论述。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谈一谈我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几点体会。

　　一、实事求是统揽全局

　　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已经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所证实。正如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一样，时代也会发生变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当时，国内的工作都是根据这一判断部署的。邓小平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世界变了，时代变了，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时代的变化，果敢地提出了当今时代面临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是一个统揽世界全局的判断，影响是深远的。没有这个大的判断，我们党就不可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二、见微知著抓住机遇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为了建设，为了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中国同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关系如何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就是在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小平同志看准了中美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亲自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会谈，最后拍板定案。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是自1971年以来我国外交上关键的一步，建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又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1978年10月小平同志率团访问日本。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小平同志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个批准书互换仪式。他当时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一件大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最难处理的是中苏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小平同志会见他，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创未来，完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三、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是突出的特点。所谓原则坚定，就是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毫不动摇。但是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在策略上又要充分表现出灵活性，使得事情能够做成。光有原则坚定性，没有灵活性，事情做不成，坚定性是空的，没有价值的。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典范是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主权是不能谈判的，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然而，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大胆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一国”显示了我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制”又充分考虑到了香港的实际情况。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成功实践，香港保持了繁荣和稳定，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是何等的英明！

　　四、处变不惊积极进取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体制结束，世界格局变化。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小平同志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胆略。198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会见尼克松时，针对美国当时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明确指出，美国应当采取主动，取消制裁。他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几句话掷地有声，显示了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大无畏的气概。就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1989年12月，小平同志又对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1990年3月，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我当时在布鲁塞尔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临时代办，看到小平同志这段指示，感到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十分英明。根据我在布鲁塞尔对国际形势观察，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当时欧共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私下对我表示出一种担心，担心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会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西方国家哪里是铁板一块！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泰然处之，措施得当。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首先访华，9月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访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被一个又一个突破。

　　五、高瞻远瞩放眼世界

　　1974年，当时的不结盟运动主席、阿尔及利亚国家主席布迈丁倡议召开第六届特别联大，讨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中国政府支持布迈丁主席的倡议。毛主席亲自决定由邓小平同志率团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小平同志在特别联大上的发言，是毛主席指定小平同志主持撰写的，写得很好，受到毛主席表扬。

　　1974年我在中国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还清楚的记得，小平同志讲话后，发展中国家代表十分兴奋，排着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要求，不合理的、旧的经济秩序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太大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对发展中国家是巨大的鼓舞。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反映出他的心里不仅装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他老人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将会继续指导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成绩。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共同为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解放军报2004年08月23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