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曾写出一个报告———《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报告中说的“数字鸿沟”是指，人类在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创新能力的差别，从而造成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的鸿沟”。它既包含信息技术开发方面的差距，又包含利用信息技术获取知识、创造财富的能力方面的差距。由此，加剧着“贫富分化”。

　　在军事变革的浪潮中，后来者为填补与先行者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正在加紧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军队信息化成了新军事变革的核心。

　　1、先要清晰描绘明天的战争

　　军队填补“数字鸿沟”，实现信息化，是打赢未来战争的需要。就是说，军队信息化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有人说，我军的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现在就忙着搞信息化，是“坐着牛车打手机”。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是“坐着牛车打手机”，还是“坐着汽车打手机”。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弄清了未来的战场环境等。不同的战争样式、不同的战场环境，对军队的作战编组、武器装备、战术战法的选择是不同的。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特种部队的士兵，骑着毛驴为精确打击系统指示目标，拉姆斯菲尔德却得意地宣称：这是21世纪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典范。因为基地组织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美特种部队战士需要化装深入虎穴。

　　一体化联合作战并非是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个应变无穷的魔方。在山岳丛林地上演和在戈壁沙漠上演不同，用于城市防空和边防还击也有差异，打求统一的反分裂战争和打保卫海边疆的反侵略战争区别更殊。一体化联合作战，与机械化时代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最大不同是：由按时间表进行的被组织协同，变为依信息流进行的自组织协同；由程序化、程式化的线式作战，变为非程序、非程式的非线式作战。

　　需求牵引，说到底是作战任务牵引，只有对未来作战做出贴近自己实际的描绘，对作战任务细化、具体化，才能看出需求、提出需求；理论引导，不是停留于一般号召，只有把理论转化为规则、转化为条令，才能从思想引导，转为对实际行动的引导。

　　在信息化建设中，科学而明晰地提出需求，当先于购买技术。有专家说，我们急待建立一门“需求学”，集中精力研究需求。有学者提出，我们应当建立一座“未来战争模拟厅”，在“预实践”中让需求由抽象变为具体。

　　2、把信息安全融于信息化建设之中

　　信息网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实现跨时空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极大的便利和丰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把信息安全提到了战略地位。

　　军事信息系统是作战武器，欲在对抗中发挥效能，在设计和建设阶段就必须想到“攻”与“防”。

　　美军曾把信息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战略信息战，一类是战场信息战。前者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实施，后者主要是由军队组织实施。战场信息战包括：宣传战、心理战、战场伪装、指挥控制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指挥控制战。在以往，指挥控制主要是运用军事谋略，调动敌人，诱导对手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实现控制。信息化战场上，还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进入对方的指挥自动化网络，发送假指令，指挥控制对方。因此，不融入信息安全理念的信息化建设，那就等于把控制自己“战马的缰绳”交给敌方，终将受制于人。据美国出版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在出口给一些国家的电脑和技术装备中，预置可用遥控激活的病毒。这是信息时代的“木马计”。我们没有考证书中所说内容是否真实，但需要警惕书中提出的问题。

　　社会工业化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信息化建设也不能走“先建设再治理”的路。要把信息安全融于设计之中、建设之中，不应等到建成之后再考虑安全问题，在使用过程中才想到系统的可靠性。

　　按照“墨菲定理”，建设中没有考虑安全问题，使用中肯定不安全；借用“曲突徙薪”的哲理，在建设时必须防患于未然。

　　3、顶层设计的本质是发展战略设计

　　这几年，大家对顶层设计很重视，其意义许多学术文章都讲到了。问题在于，不少同志对顶层设计的认识存有误区，总觉得顶层设计就是搞系统技术框架、数据链接。还有的认为，处于顶层的某个部门下发的规划性文件，就是顶层设计。其实，真正的顶层设计是发展战略设计，是系统设计。

　　作为发展战略设计，首要的是确定战略目标(包括远景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弄清实现目标的途径，弄清未来的信息化战场环境，信息化战争中作战方式、方法的变化，打赢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多大的能力。在发展战略指导下，技术框架、数据链接就容易建构了。

　　作为系统设计，就要考虑到纵向和横向的联系，运用大系统思想和大系统方法进行设计。处于顶层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立足于本部门的业务分工所搞的规划，都有指导性。相对于发展战略来说，这都是军队信息化大厦上的“预制构件”。

　　由此提出，谁是信息化建设的主导？是技术专家，还是指挥者、决策者？我们的回答是后者。

　　4、从“信息社会4.0”看军队信息化

　　熊澄宇教授按照计算机专业的术语，描述了信息社会发展四阶段，即“信息社会4.0”。熊教授认为：

　　信息社会1.0，指信息技术应用阶段，表现形式是采购设备，构建网络；

　　信息社会2.0，指信息产业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发展有我国自主版权的软、硬件产业；

　　信息社会3.0，指信息经济的推进阶段，主要特点是电子商务，以及信息化在相关经济领域的推进；

　　信息社会4.0，指信息社会建构阶段，表现形式是以电子政务为起点，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拓展。

　　军队的信息化不是孤立进行的，是在社会信息化的海洋中前进的，同样可以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军队信息化，关键是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发展。据专家考证，美军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发展，大体经历了技术手段发展阶段，单一系统(C3I)发展阶段，综合系统(C4ISR)发展阶段，现在正进行一体化系统发展阶段。

　　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军在单一系统建设中，也出现过分别建设、各自为政的“春秋战国”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军已拥有250个财务系统，3 00多个物资管理系统，688个情报系统，以及数以千计的指挥控制系统。这些各自独立的系统，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面前，都很快过时，造成很大浪费。

　　后来，美军在新军事变革中，借助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T)的理念和发展思路，通过建设国防信息基础设施(DII)，将冷战时代的信息结构，推向未来的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将过时的“烟囱式”系统，改造成各军种互通的、现代的、无缝隙的、安全的、能够从全球任何地点进入的结构，最终完成主要作战和管理系统的网络化改造。

　　实行跨越式发展，首先是调整思路。不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不交自己交过的学费，跳过发展初期的探索阶段，缩短发展过程，这才是力求实现跨越的明智之举。

　　5、信息化要求组织结构合理化

　　20世纪90年代，世界新军事变革，主要是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加强、提高机械化军队的作战效能。就是说，信息技术对机械化军队，主要起的是“建构”作用。正是基于此，有学者称之为“军事领域里的变革”。进入21世纪，以美军2001年《四年防务报告》提出推进“军队转型”为标志，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对机械化军队的作用由“建构”转向“解构”。

　　比如美陆军改革，20世纪90年代前期，着重在机械化重装师搞数字化建设，后来看出机动能力弱，不适应未来作战，便转过来搞“过渡旅”，由“过渡旅”进而转为“目标部队”，之后融入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我军的信息化建设，应和结构改革相联系，先有结构合理化、再有信息化，起码二者要并行。否则，就可能落入“信息化陷阱”，出现“怪圈”现象。从长远看，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还将为未来的体制编制改革带来更大阻力。

　　当年曹操锁战船，提高了水上作战的稳定性，却失去了应变能力；机械化战争时代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便于发挥整体威力，部队的灵活性则大减；信息化战争是系统对抗，优势在于整体威力的倍增与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并存。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统一，必须冲破机械化军队的旧结构，创造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新结构。

　　研究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应该是全面“补课式”的带动。机械化有丰富的内容，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应包含选择、改造和重组。同样，各国的军事战略不同，未来的作战任务不同，无论机械化，还是信息化，都不能照搬美军。

　　如果说，信息社会4.0，才是信息社会的建构期，那么，处于后发的军队在信息化建设中，应及早考虑结构改革，在结构合理化中谋求信息化。

　　绘制信息化军队的蓝图，与具体设计信息化作战同等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6、围绕核心能力进行协调平衡

　　指导作战要把握重心，研究军事变革也需要把握重心。我们需要重视一个概念：核心能力。企业在发展中，强调核心竞争力，军事上则称其为核心作战能力，或说核心能力。军事变革是核心能力的转移，是旧的核心能力被新的核心能力所取代的过程。如航空母舰出现前，海战的核心能力是舰炮的射速和军舰的航速。甲午海战，中国舰队的吨位远远大于日本舰队，但军舰的航速和舰炮的射速却小于日本舰队，这是战败的技术原因。航空母舰出现后，海军海战的核心能力由舰炮转为舰载机。

　　1982年6月，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以叙大空战，连续两天战斗，叙军损失飞机8 2架，以军无一伤亡。主要原因是空战的核心能力已经转为电子战能力。由于电子技术的系统化，空战已由平台对平台的对抗，转为系统对系统的对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战争能量释放的主体形态，经历了体能、热能、机械能、核能和电磁能，这是从总体上反映出的军事核心能力的变化，并由此引出五次大的军事变革。

　　有学者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新军事变革，说是在技术因素中，武器的速度、精度、破坏力，都已接近“物理极限”，再沿着“烟囟式”发展思路走，只能事倍功半，于是采取“横向技术一体化”，搞系统集成。以信息技术为主引发的这场新军事变革，使军事核心能力转为信息优势、知识优势、决策优势。

　　提出军事变革是军事核心能力的转移，意在防止看问题的单一性，新的军事核心能力不是孤立的发挥作用，它要与其他军事能力协调发展，才能释放出变革的巨大能量。

　　协调平衡，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军队信息化建设，也应确立科学发展观。

　　7、以系统哲学方法指导信息化

　　信息化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图景，也影响着我们的哲学观。

　　历史是由一连串发展变革的周期圈构成的。其中包括：社会变革周期圈、文化变革周期圈、经济变革周期圈、军事变革周期圈、国际战略格局演化周期圈……每个周期圈都要经过“兴起———发展———高潮———衰退”这样一个过程。各个周期圈的过程长短有差异，历史就呈现出单一变革的时代，或几个变革周期圈的某些阶段重叠的时代。研究表明，当几个变革周期圈中的“发展———高潮”阶段相重叠时，就是人类创造力最活跃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多种变革的交汇处。社会技术形态、经济形态、军事形态都在变革、转型，国际战略格局向多极化演进也是一种变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哲学方法论也在变革。我们一些同志只看到了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却忽视了哲学方法论的变革，重技术，轻人文。

　　我们在对军队信息化建设的研究中发现，迎接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只有技术的追赶还不够，还必须有思维的革命；金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决策；军事变革的意义不在本身，而是由此折射出的军事创新机制；变革已经不是从稳定态冒出的“反常”、“异常”的社会现象，而是由“不确定性”日趋突出，要求变革成为“经常化”、“正常化”、“有序化”的反映。

　　美军“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以效果为基础的作战行动”。深层次看，“以效果为基础的作战行动是一种哲学”。

　　军事变革促使军事哲学的发展，指导军事变革需要新的军事哲学。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取代牛顿的线性决定论成为解释世界、社会和战争的主要工具。以往的军事理论，如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等名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牛顿方法之上的。今天的作战，必须把军事组织和敌人都看作是系统。这样可以使我们能够用牛顿逻辑根本做不到的方式来描述、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对抗行动。例如，过去在作战指挥训练演习中，我们使用基于线性数学的兰彻斯特方程，虽然可以对敌我双方的战斗结果进行评估，但却无法模拟指挥控制能力和士气被削弱的状态。然而，应用系统和复杂性理论则可以进行以实体为基础的模拟，它不但能够演示丧失通信能力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演示一次成功的迂回运动对敌士气产生的影响。

　　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是系统集成，构建“系统的系统”。系统集成，不是个单一技术方法，还包含哲学方法论。哲学已经走出“实物中心论”、“矛盾中心论”，走入“系统中心论”。我们不能继续停留于“两分法”，还要掌握系统综合集成法、复杂性方法。

　　当伟大时代赋予人们伟大任务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既明确了任务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有可能去引领时代潮流。

　　8、善于借助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大势

　　20世纪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科恩，是美国新军事变革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在国防部掀起一场商业革命，把曾经使美国公司恢复其市场主导地位的管理技术与业务方式，引入国防部。当时，美国另一位新军事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说，美军新的军事变革是从市场买来的。就一定意义来讲，新军事变革其实就是军事采办革命。

　　有位学者对我说，军队信息化建设要注意防止四个错位：

　　一是职能错位。走信息化之路要搞技术开发，但要知道，部队是用户，用户的职责主要是提需求，不是造产品。部队信息化，应学会按作战需求向市场招标定货。不要事事关起门来自己干，花钱多，效用差。美陆军战场指挥系统(ABCS)，由7个子系统和战术因特网构成，其中“机动控制系统”，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野战火炮战术数据系统”，主要承包商是休斯顿公司等。

　　二是人才错位。在市场价值规律的驱动下，高级计算机软件人才大多在地方，在社会。军队要善于借用社会人才。市场经济是协作经济，“万事不求人”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做法。

　　三是信息错位。计算机发展一日千里，获取信息速度最快的是地方的“网虫”。有的部队用的计算机很先进，但软件落后，而且有的没有升级版。根据现在的情况变化，至少要半年一升级，数年不变怎么行？

　　四是观念错位。现在市场上一些电子作战游戏软件，都是很逼真的，和作战仿真是无缝链接，是模拟训练的最好工具，但我们还是把它当儿童玩具。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的军队就成立了电子游戏训练指导机构。他们把市场上现成的电子游戏软件买进来直接用于训练。实践证明，计算机可以造就大量聪明的士兵。按照以往的观念，军事人才培养是入伍以后的事情，现在社会上普及计算机技术，是从娃娃抓起。我们的信息战军事人才，也要及早从地方选择，从娃娃抓起。

　　信息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不同，要走出封闭的军营，依托社会力量谋发展。

　　9、下功夫建构完善我军的知识系统

　　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指挥自动化。对于指挥自动化建设，可以说20年前我们就尝试着搞了，搞出的东西实用价值不大。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没有自己的数据库，没有建立起“知识系统”。知识系统是技术系统之魂。在信息化建设中，不仅要做看得见的工作，更应当去做看不见的工作；不仅要想到平时演示，更要想到实战运用。下功夫筹经费、买设备、建网络是必要的，下功夫去做“知识系统”尤为必要。

　　专家认为，看信息化建设应注意三点：一、理论是否变成了规则(变成作战条例条令)；二、系统是否实现集成，含有知识，可用于实战；三、是否有试验部队。

　　研究一些外军成功的信息化建设，其技术系统背后，均以完整的“知识系统”为基础。表现为作战概念清晰、信息流程合理、数据简捷、功能实用，标准化程度高、系统观念强。由于我们的知识系统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以至影响到信息化迈向战场的步伐。此外，外军的信息系统，不仅以大量的数据情报为基础，而且能够通过网络，直接获得作战、情报等部门的支持。

　　正确的做事应以选择做正确的事为前提，提高工作效率应以提高军事效益为目的。

　　10、信息化更应注意开发人的智慧

　　有专家提出，整个军事活动，可以分为“行动”和“认知”两个方面。以往的军事变革，是科学技术给军事行动带来的巨大进步，即由于武器装备在打击力或机动力、防护力方面的突破，引起军事变革。新军事变革主要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的变革，是“认知”领域里的变革，“软战力”的地位在凸现。信息战能力，系统的可靠性成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新军事变革既然是“认知”领域里的革命，军队信息化建设就更应注意开发人的智慧。我曾经说过，新军事变革将促使东西方军事文化走向融合。我提出这个命题的主要依据是：一、西方军队的传统主导思想，正由《战争论》让位于《孙子兵法》。二、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实践。三、心理战、舆论战、指挥控制战等信息作战，已经上升到战略地位，并成为相对独立的作战样式。四、东方军人对科学技术的渴求，西方军人对智慧的寻觅。

　　据到过俄罗斯留学回来的同志讲，现在，俄军教员讲课，言必引孙子。他们开玩笑说，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你们为什么没把《孙子兵法》介绍给我们？过去，苏军不看重中国兵学，现在，受新军事变革浪潮的冲击，开始崇尚《孙子兵法》。

　　“震慑理论”可以说是东西方兵学文化融合的“产儿”。在《震慑与畏惧———迅速制胜之道》一书中，20多处引举《孙子兵法》中的名言。透过此书可以看出，西方军事理论家，是如何站在西方母体军事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东方兵学文化营养的。震慑不同于威慑，威慑是通过显示力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震慑则是通过对敌“要害部位重锤一击”，达到“速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二者的相同处，都是以战则必胜的能力为基础，都必须有使用力量的意志。威慑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渠道，把这种能力和意志传给对方，震慑则是通过重锤一击，使对方直接感受到这种能力和意志。

　　踏着大变革的浪峰走向未来，我们需要信心和激情，更需要理性和智慧。

　　(文章原载于解放军报，记者:李炳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