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年来与过去几十年相比，中国的国防工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90年代末实行的国防工业改革与以前年代所实行的不同，其规模相当大，对中国国防工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防工业生产方面普遍的效率低下和缺乏创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国防工业公司已经改善了研发方法、生产工艺，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虽然这些改进是逐步和渐进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们今后可望继续积累。中国的国防工业生产范围广泛的各种越来越先进的武器。这些武器在短期里影响到在台湾问题上可能会爆发的冲突，以及中国在亚洲的 长期军事势力。

　　中国的国防工业由11家企业组成。它们历来都以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军需的生产。这些公司所涵盖的工业领域包括核工业、航空航天、造船、军械和电子。

　　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防工业公司从专门从事军工生产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以供应国内和国际市场。这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计划的重要部分。这项计划试图减轻国防工业对国家支持的严重依赖。目前对这11家大型国防工业公司当中的每一家民品生产数量的估计从65%到90%不等，具体情况取决于具体的公司。因此，尽管这些企业被政府看作国防工业公司，但是它们主要参与民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因而与中国庞大的民品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司并不属于这11家国防工业集团。中国的国防工业公司和民用品公司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绩效的分析被复杂化了。

　　在过去20年里，传统的看法是，中国的国防工业支离破碎，日趋衰败，无法满足急需现代化的军队的需要。在这一时期的很长时间里，这一评估都是正确的。中国的国防工业在其体系的所有层次上表现出了种种弱点，这些层次从政府采购到工厂生产都有。在政府采购层次上，有关哪家公司将会生产一种特定产品的决策是通过行政手段或者政府各部之间的讨价还价作出的，而不是通过根据各个制造厂家之间能力的比较的竞争性投标来完成。其结果是，国防用品生产厂家没有经济上的兴趣想要提高武器系统的质量，或制造和设计这些系统的效率。在这种制度下，制造优质产品的能力与所获得的订单和所产生的利润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创新缺乏经济激励因素之外，中国由苏联设计的产业组织方法也阻碍了创新的供应。在苏联模式下，研发机构在组织上与实际生产厂家是相分离的。这种特征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国防工业中司空见惯，尽管并不是普遍的。此外，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还阻碍了对于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知识的水平流动。由于在中国，人们对与国防用品生产相关的事情极端的守口如瓶，所以这个知识流动问题毫无疑问地更加严重了。

　　中国政府在80年代和9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为克服这些弱点所作出的努力基本上是无效的。北京主要依靠两项战略：军转民和机构的重组。这两项战略，尤其是其实施不力，未能使中国军用品生产公司的经营得到改革，以使之更加富于创新性和效率更高。军转民对大多数中国公司来说是一个基本上陷于困境的过程。这些公司发现，很难把它们的生产基础设施改造成用于生产民用商品的。军品企业在吸引能够提供新资金、窍门和技术的外国合作伙伴方面，受到法律上的制约因素和困难的阻碍。由于技术吸收能力、项目管理和劳动力的技能方面的弱点，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其结果是，军品公司所生产的许多民用品质量差，毫无竞争力，因而盈利也很少。

　　90年代末，情况开始改变。政府开始增加在武器采购方面的拨款。从1990年到2002年，用于采购武器的官方防务预算拨款从5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73亿元。这些增加是官方的国防预算增长率的两倍。此外，在这一期间，预算中专门用于武器采购的份额从16.3%增加到33.8%。根据中国官方的预算数字，1997年到2002年期间，用于装备的拨款增加了124%，超过了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中的其它两个类别。

　　除了增加武器采购拨款外，政府最终所实行的改革表明，它认识到了中国国防工业体系问题的深度和以往的做法所遭到的失败。从1998年春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开始，中国领导层实施了一系列新政策，以在政府一级上改革国防采购系统的运作，其次还在企业经营一级上改造国防工业的结构。这些政策所开创的管理中国国防工业方面的制度性改革的方式，在范围和深度两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努力。这些改革还开始对国防工业的激励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1998年3月，政府撤销了受到军方影响的国防科学技术与工业委员会，用一个同名的、完全文职的、但处于国务院控制之下的委员会取代了它。第二项重大的组织改革是1998年4月创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的总部，称为“总装备部”。它承担了旧的国防科工委的军事采购责任，外加总参和总后的角色和使命。总装备部的责任包括人民解放军武器系统的生命周期管理(从研发到退役)，以及管理中国的武器试验、评估和训练基地。

　　国防科工委的“军转民”和总装备部创建的重要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使中国的军事采购系统集中化了。以前，人民解放军的采购职责是在众多军事与非军事组织之间划分的。其中每个都具有独特的和相互矛盾的利益。例如，国防科工委从前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影响造成了种种效率低下的现象。第二，1998年的改革把制造厂家与采购机构相分离。这一组织上的变化使采购制度进一步合理化，其目的是减少利益冲突和腐败。总装备部代表人民解放军的利益，而国防科工委作为一个文职机构，现在主要负责产业规划和军品公司的行政事务。

　　除了这些重大的组织改革外，政府还实行了旨在精简武器采购过程的政策。2002年10月，江泽民签署了一项命令，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军事装备采购的一系列新的规章(《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这些新法规还旨在实现武器采购过程的标准化、统一与合法化，以及为了加速建立一个有关人民解放军承包工作的竞争性招标制度。这个问题曾经在1998年总装备部成立时讨论。然而，它们在采购系统中的实际实施的程度不清楚。

　　除了政府运作一级上有关采购的改革外，北京还于1998年实行了影响深远的政策，以改变政府和军品企业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加强对效率和创新的激励措施。中央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把政府与企业经营相分离，使企业承受竞争压力，从而更加面向市场，加强预算约束措施，以减轻企业对国家补贴的依赖，以及减轻与工作单位制度相关的典型的社会负担。

　　初步的迹象表明，这些政策是有效的。在一些军品部门(譬如航空航天和造船)，围绕着整个系统、关键子系统或零部件的有限竞争已经出现或者加剧。一些军品公司所生产的民品的销售方面的竞争一直十分明显，这很可能正在使这些公司的生产工艺得到改进和实现现代化。军品企业还得益于与非军方的大学和研究所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利用，以改善与军品技术开发相关的教育培训。信息技术产业部门中的情况尤为如此。近年来，国防工业也实现了有限的合理化，尽管由于国防工业部门中仍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低效率和重叠现象，还需要进行更多得多的工作。一家家工厂要么被关闭，要么转由各省主管。据一位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国防工业的全部劳动力的20%已经下岗。此外，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在促进位于各省的军品企业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合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过去，某些国防工业部门(譬如航空工业)普遍依靠单一来源的供应商，结果助长了低效率、重叠现象和严重的相互隔绝。

　　中国公司接触外国武器技术机会的不断增多是一个额外的变量。它促进了中国军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在航空工业领域中与俄罗斯人的联合生产帮助中国航空企业拓展了有关制造第四代飞机的知识。以色列人提供了有关航空电子设备和空对空导弹的帮助法国人帮助开发了空对空和地对空导弹。

　　一些国防工业部门(譬如造船和航空)还得益于外国投资和通过合资企业活动得到促进的获得外国商用技术的机会。他们利用这种与外国公司之间的商业合作，革新了自己的生产基础设施，使自己的经营实现了现代化。另外一些值得关注的改革包括利用中国和香港的资本市场来融资(可以想象，这种资金可以用于军品生产项目)以及11家大型国防工业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以加强有关效率和创新的激励措施。

　　上述的改革，加上采购拨款的持续增加，使中国国防工业变得比较精明强干和能力较高。这些改进不仅反映在新一代武器系统的部署方面，而且反映在各大军品企业财务状况的改善方面。2003年，国防工业的总收益预期的增长幅度为18%。然而，国防工业的这11家企业的经济绩效彼此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在一些企业盈利丰厚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则严重亏损。中国国防工业中的变化在主要的国防工业企业的军品生产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仅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国防工业工厂就生产了各种基于中国新颖的设计式样的新武器系统。其中许多都是性能高超的武器平台。这些武器的开发在重要的方面反映了研发方法、设计方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尤其是与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不仅这些新的系统很先进，而且中国对它们的生产也更加迅速，生产效率可能也得到了提高。

　　这些进展的速度和深度用中国传统的国防工业动态关系是无法解释的，它们而是产生于一个称为“数字三角”的范式。这个范式很像一种经典的科技民族主义战略，带有官僚机构高层次的协调和大量的国家拨款。这个“数字三角”的三个顶点是：(1)中国欣欣向荣的商业信息技术公司、(2)从事研发的国立研究所和融资支撑体系、(3)军队。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数字三角”提供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技术领域中的重大成果，但其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却是捉摸不定的。例如，安全的通信技术的采用很可能已经使通信和军事行动的安全得到改善，但是，在冲突爆发之前如果没有绝对把握，则这些系统对于实战绩效的影响不得而知。

　　中国国防工业能力的这些改善并非普遍。在国防工业的一些部门中，许多典型的结构弱点持续存在。需要大大加强充实性与合理化工作，以使中国多数的国防工业企业获得效率、创新能力，也许甚至还有盈利能力。20年来，就像整个中国经济很大部分当中的经济改革一样，国防工业的成功也是逐步的、不均匀的和好坏参半的。

　　国防工业企业当中的一些佼佼者包括两家航天企业集团、两家造船企业集团和一些军用电子设备公司。核工业和军械工业企业长期以来一直亏损。例如，中国的航空工业在生产和部署军用平台，譬如JH一7(FBC一1)、卜10(F-10)多用途飞机和与俄罗斯联合进行的苏一27飞机项目方面，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如此，前两种飞机已经开发了20年。此外，中国的航空工业仍然不能为其最新的战斗机生产一种涡轮风扇引擎或先进的火力控制系统。中国正在制造和部署的许多航空平台的最关键的子系统，譬如推进、航空电子设备和火力控制等，仍然使用外国进口产品。在航天工业方面，中国公司生产一种高性能的防空系统的工作一直很缓慢，所依靠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进口产品。中国正在开发的性能最强的海军防空系统HQ一9是一种俄罗斯系统的一个中国版本。正如许多学者曾经说过的那样，系统集成仍是中国国防工业企业的一个弱点，尽管上述的进展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取得进步。

　　需要一个新的范式，以分析中国国防工业的能力。对从国内国防工业企业采购武器，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了拨款。与此同时，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独特的改革，以振兴中国经济的这个长期处于停滞之中的部门。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种种失败的努力形成对照，最新的国防工业改革在政府和企业两级的机构和激励措施方面，都带来了变化。随着国防工业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好转，这些政策上的变化已经取得成功。根据官方数字，某些国防工业集团不再是在年度净亏损状况下经营。中国的国防工业工厂已经开始生产少量新的武器系统和平台。这些系统和平台标志着与以往年代相比的质量上的改进。生产周期的缩短和比较先进的生产工艺的采用，是国防工业能力方面同样重要的进展。

　　需要大大加强研究工作，以追踪这些趋势，十分重要的还有为了认识这些改进正在多么迅速地发生着，以及为什么发生。可以肯定，其中一些趋势是由于政府正在投入更多的钱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采购拨款增加，一些关键问题，譬如资源方面的制约因素和瓶颈，获得了解决。在世界各国的国防工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如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弄清最近的组织方面改革对中国国防工业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所产生的相对影响。此外，还需要采用较好的衡量方法，以衡量民用和军用一体化给国防工业企业的能力带来的相对益处。

　　中国的国防工业将在人民解放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斗力方面起到越来越核心的作用。由于人民解放军放弃从外国供应商处采购完整的武器系统，转而要求转让技术，所以在人民解放军更新其力量结构的长期努力中，中国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将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国的国防工业问题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这个复杂和不断演变的等式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和日益紧要的变量。(这是该公司政治学研究员埃文。梅代罗斯博士今年2月在美中经济与安全问题审议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 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