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

　　美国的战略家们在考虑未来的战争时，无不特别关注一个因素———高技术武器。这正是——

　　比较世界大国的战略发展史，可以发现，美国战略思想起步晚，但发展快。美国战 略史只有200多年的时间。但在这段不长的历史当中，美国的战略总是不断更新，其战略思维呈现出了很多特点。“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与高技术武器的发展几乎总是结伴而行”算得上其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美国在军事战略制定中，都以最前沿的高技术武器为先导。美国军事战略主要以新技术条件下战争的打法为研究对象。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大都依托高技术武器的发展而发展，海权战略、空权战略、威慑战略等概莫能外。

　　美国最早对各种战略计划进行研究和评论的战略学著作应当是爱德华·迈迪 ·扼雷的《现代战略的决策者》(1943年)一书。扼雷认为，在所有美国战略制定人当中，真正值得研究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海权理论家马汉，一个是制空权理论家米切尔，之后几乎可以直接抵达核武器时代。

　　核武器时代的战略学主要是对威慑战略理论的研究。而核威慑战略的发展与美国核武器的发展又密切相关。

　　冷战结束后，美国提出了“地区防御战略”、“预防性防御战略”、“营造、反应、准备战略”，而这些战略的出现是对高技术条件下多种战争样式的战略反应，是以高技术武器装备条件下的战争研究为基础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

　　美国自进入资本主义后，在科学技术上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这就为把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制定相结合提供了可能。虽然先进的武器装备不等于先进的战略思想，武器的科学并不等于思维的科学，但高技术武器的发展毕竟是战略思维发展的促发性因素。

　　军事战略的胜利格外依赖先进武器，是美国军事战略思维与高技术武器相伴的又一原因。美国对先进武器的崇拜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是从战争中得到的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开始特别重视军事科学技术研究，建立了种类繁多的武器研究所。美国的军事科学技术专家写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军事机构，特别是海军完全相信现代技术在战争中的效力了。在陆军方面，步兵从欧洲归来，思考着机关枪和化学战对于陆军这一行的意义。骑兵开始发展装甲战术。飞行员则重视空中武器的威力。海军认识到在20世纪他们的力量也将依托在高技术上面。

　　美国哲学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自然科学发展的程度越高，对哲学的推动力就越强。美国的战略思维，尤其是美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发展也是如此。军事科技发展程度越高，对美国战略思维的推动力就越大。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哲学家和战略学家又都是科学家。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莫顿·A·卡普兰既是国际问题专家，也是著名的系统论专家。罗伯特·吉尔平对经济研究十分深入。他的经济研究带动了他对国际战略的思考。至于美国的核战略专家则大多是核物理专家。自然科学与战略学结合的动力来自于希望通过高科技的力量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企求，把战略求胜的希望寄托在了高科技身上。

　　美国高科技武器与军事战略的结合是互动的。高科技武器发展促进了军事变革和军事战略思维的发展，军事战略的需要又刺激了高科技武器的发明。在美国，新的先进武器技术一出现，马上就会放到战争中去检验，经战争检验过的先进武器装备又会成为实现军事战略意图的新手段，同时为战略决策人提供新的战略思维空间，催生新的战略理论。在总结海湾战争时，美国国防部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中写道：

　　在海湾战争中，美国首次使用“爱国者”武器系统进行弹道导弹防御……虽然“爱国者”导弹帮助我们对付了萨达姆的装有常规弹头的“飞毛腿”导弹，但我们必须估计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将来可能拥有更先进的弹道导弹。为了对付这些威胁，我们必须拥有更先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冷战中，美苏之间的激烈竞争是美国军事战略思维更加依靠高科技武器的重要诱因。长期以来，美苏在军事力量上各有特点。美国的战略制定者把希望寄托在高技术武器上面。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武器质量上的优势战胜苏联武器数量上的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代表了美国许多军事战略决策者的思想。他说：

　　美国不断依靠它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去抵消威胁其安全利益的数量上的更大力量。我们和我们的盟国从来不赞成建立一支与苏联集团在士兵对士兵、坦克对坦克、飞机对飞机数量相等的常规部队，相反，我们依靠更占据优势的军事技术，依靠灵活充分的准备、训练、领导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以所有这些不可估量的优势来弥补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现代科技使我们的体系更有效并更具有生存能力。

　　总之，军事战略思维和高技术武器相互作用、协同发展，是美国军事战略演变的主要动因之一；与高科技武器伴生并以高技术为主要制胜依据，是美国军事战略思维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牢系于美国战略家心中的“高技术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