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京翼

　　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台湾卸任、退休官员来大陆开创事业“第二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与管理经验，在大陆担任一些顾问性质的职务。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台当局却以此为借口不断找他们的麻烦。

　　在大陆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经常往来于大陆和台湾的台商笑称：如果你有机会在上海虹桥机场呆久些，就会发现在穿梭的人群中夹杂着许多操着台湾口音的生意人，甚至还会碰到一些眼熟的政治人物。如台湾前“经济部常务次长”杨世缄、前“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和前“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等。这些来大陆的前高官，由于各自特点不同，所以在大陆发展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比如，祖籍江苏无锡的杨世缄曾担任过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简称竹科园区)管理局副局长，负责“竹科园区”初期规划工作。凭借过去在科技界的关系，他出任由台湾“交通银行”、“中视”和“行政院开发基金”合组的“环讯创投”董事长。因为与无锡的渊源，杨世缄在大陆被聘为“无锡华扬科学园区”(简称华扬园区)名誉主任委员。在园区开工典礼上，他还铲下了第一铲土。杨世缄是无锡对外招商引资的利器，为了替“华扬园区”引进更多进驻厂家，他不停地在美国硅谷、大陆无锡和台湾新竹之间奔走。除“华扬园区”外，杨世缄还为江苏昆山、上海松江两地工业区招商。据称，台湾笔记本电脑大厂商“广达电子”最后选择了松江，就是杨世缄在背后推动的。

　　和杨世缄相比，焦仁和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提起他的名字，熟悉两岸事务的人肯定不会陌生。1995年春节前夕，他作为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专程飞抵上海，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见面。当日下午，他又花两个小时参观了建设中的浦东新区。2002年，焦仁和又来到上海，这次不是谈两岸事务，而是自行创业。如今，他已经在徐家汇附近有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为了使更多的台商了解上海，焦仁和曾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了有关投资大陆的主题讲座，很受欢迎。同时，他还在复旦大学法律系设立了华冈法学基金，帮助大陆培养法律人才。

　　此外，台湾一些卸任技术官员还凭着在台湾参与规划科技园区的经验，到大陆复制台湾成功模式，开启了个人事业的新起点。据了解，北京中关村园区规划委员之一何宜慈(2003年4月去世)就是台湾“竹科园区”第一任管理局局长，同时也是“厦门火炬高科技园”顾问。

　　庆幸离开了台湾政治圈

　　如此多的卸任官员赴大陆发展，这其中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首先，民进党上台后，许多官位被当做政治酬谢奖赏给与泛绿阵营关系密切的人，让大批有经验的技术官员失去舞台；第二，4年来岛内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很多人心灰意冷，而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他们提供了机会。第三，陈水扁的“台独”行径造成两岸关系急剧恶化，许多人因台湾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选择了大陆。焦仁和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看看今天台湾政治人物的表现，如果自己还是某个部门的官员，不仅他脸上无光，连子女走出去都觉得丢脸。所以，他很庆幸离开了台湾的政治圈。焦太太也说，丈夫的这个决定让他“做梦都在笑”。

　　台当局百般阻挠

　　台卸任官员到大陆工作，在岛内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杨世缄就曾被民进党“立委”林重谟指控说，陈水扁的前“财政部长”颜庆章赴外招商，结果遇到的对手是杨世缄，他不但“为大陆招商，还当着外商的面批评台湾经济有多乱……应宣布他是叛徒，用社会力量谴责他”。近日，前“华侨银行”董事长戴立宁因出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又遭到岛内泛绿阵营围攻。“陆委会主委”吴钊燮甚至威胁说，若戴立宁此举被认定是违法行为，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事实上，台当局对卸任政务官赴大陆任职的相关法律规定越来越苛刻。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成为大陆地区法人、团体或其机构之成员或担任其任何职务”。虽然卸任政务官赴大陆任职并未明显触犯该条例，但泛绿军一直要求以“行为规范”取代“职务规范”，即只要帮大陆做事就属违法。3月1日，“陆委会”又规定“禁止台湾居民赴大陆担任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机关、团体职务或成为其成员”，并列出不得任职的特殊工作类别，包括大陆党政军持股50%以上的国营企业、部分限制行业董监事或高级经理人等。

　　台当局之所以严格限制卸任官员到大陆任职，一是怕他们运用自身专长帮助大陆发展经济，台湾的某些优势将越来越小；二是怕一些有价值的“机密”外泄，影响“台湾安全”；三是怕此风一起，会加速台湾人才外流、产业外移的速度。

　　对此，岛内各界一致抨击。身为法律系教授的戴立宁直指台湾当局违反现行法律，剥夺人民工作权，拒绝辞去中国证监会委员职务。舆论普遍认为，现在两岸出现“楚才晋用”的情形，该检讨的应是台湾为什么不能留住人才，如果自身不会用人，却要想方设法阻拦、惩罚人才为外人所用，这种做法只会加速人才外流，使自己更加孤立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