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大发展时代。军事理论对战略环境的变化反应最敏感。当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军事变革不仅快速向全球辐射，而且在军事强国的推动下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强劲势头时，人们注意力的焦点首先是军事理论做出了何种反应，以及反应得快与慢。可以说，理论创新的速度和力度都明显攀升，成为“寂静”战场上激烈角逐的主旋律。

　　把握历史机遇，提升理论创新的时速

　　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历史机遇在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中都是弥足珍贵的。把握住历史机遇，以军事理论创新带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面发展，就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历史性跨越；如果错过了历史机遇，国防和军队建设就会因为理论的滞后而落伍于时代，甚至被历史淘汰。在创新成为决定军队能否取得长足进步的历史当口，要求军事理论摆脱传统定式的困囿，拿出不同于前人的思考、判断和努力，激发更强大的活力，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以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引领我军勇立时代跃迁的变革潮头。

　　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分析了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作为军事理论研究，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今后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不断有新表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活动可能加剧，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某些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构成障碍。基于此，党的十六大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国家急需把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的年代，军队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以大局为重的战略意图，在“忍耐”中练内功，不仅为经济建设营造了安定的内外环境，同时也高质量地完成了日益紧迫的军事斗争各项准备。国防建设为国家整体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防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这个大环境使我军赢得了加速发展的历史契机。为了确保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国防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从“忍耐”到“协调发展”，反映了我国国防与军队建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律。完成这一转变，又是一个难度颇大的时代课题。

　　我军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酝酿着军事理论的新突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每一次军事理论的新突破，都得益于军事实践的长期积累和有力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军事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来之不易，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基础，是新一代军事战略理论生长的土壤。这些宝贵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战略理论精华，正在沉淀和凝聚，逐步析出理论的结晶。

　　创新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与以往不同的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对创新速度提出了苛刻要求。稍纵即逝是战略机遇期的突出特征，缺乏速度的创新难以捕捉到历史机遇。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已经远远不够了，当创新与突破联系到一起，便赋予创新以革命气质———它不再是低水平的往复循环，不再是个别问题或局部意义的转变，它将以高速推进产生强大冲击力，对旧的理论体系带来破坏性重构。新一轮军事革命已经把我们这支后发的军队推上浪涛之巅。暂时的后来者不一定就是最终的落伍者。以提升创新速度来把握历史机遇，加快与世界趋势的接轨过程，是理论工作者的紧迫任务。

　　大胆解放思想，开拓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军事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判明我军在世界军事发展的大坐标中所处的方位，科学回答和解决哪些理论需要创新以及如何创新的问题。近年来，在江泽民加强理论创新思想的指导下，理论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各种新观念新思想在酝酿、碰撞、交流、融合中萌芽。可以说，与新世纪新阶段相适应的学术新论已经破土欲出。

　　观念更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世纪之初，世界主要国家军事理论的发展，都把更新观念作为突破口，牵引和推动军事理论的新发展。例如，在战略目的上，强调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战略指导上，强调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在战略功能上，强调保卫全维空间；在力量建设上，强调向信息化发展；在手段运用上，强调追求综合效益；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联合作战与结构破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斗争的范围日益广阔，逐步由传统的陆地、海洋和空中扩展到太空、电磁和网络空间。人们正在形成保卫全维空间的新观念，关注陆地防卫向海洋防卫的拓展，空中防卫向太空防卫的延伸，物理空间防卫向电磁、网络空间防卫的推进，使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和制信息权的斗争融为一体。

　　21世纪初，战争形态加速转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求胜意识和胜负观念的变迁。新形态战争将彻底有别于“经典”的战争，攻城掠地、大兵团会战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消灭敌人的数量也不再是衡量胜负的主要标准。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军事斗争，根本目的在于使国家获得有利的战略态势，配合政治、外交斗争解决矛盾和争端，营造有利的战略环境，争夺战略主动地位。

　　打赢战争和遏制战争历来是军事战略不可偏废的两大功能。由于国家利益多元化、安全因素复杂化、安全威胁多样化，世界主要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发挥战略威慑的作用，把防止战争、遏制战争摆在突出位置，加强战略威慑的理论研究，建立灵活有效的威慑机制。

　　“高技术战争”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争的演变，高技术战争的起点不断提高，许多国家军队都紧紧盯住战争日益高技术化的历史趋势，有针对性地加大以高技术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准备。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战争是堂堂之阵的“钢铁”对抗的话，那么，信息时代的战争将突出无形无声的“非对称”信息较量。这一趋势正催生全新的战争形态。“非接触”就是一种新的战争样式，海湾战争初试牛刀，科索沃战争大显身手，如今又向精确化、智能化、隐形化方向迈进。应对“非接触”战争，首要的还是创新作战理论，从传统的接触性战争模式中摆脱出来，向联合作战、空天一体战、信息网络战等领域求发展。

　　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最终决定了军队建设的方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将被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信息化军队取代。信息化固然离不开机械化，高质量的机械化作战平台既是信息化的载体，又是火力打击的“拳头”，但是，机械化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每一支有远见的军队都毫不迟疑地把军队建设的重心转向信息化。信息化与机械化有质的不同，世界各国军队有可能在这场过渡中发生新的分化，形成作战水平的重大差异和不平衡。

　　在国家安全课题增多、“边缘性冲突”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上升。战争和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是战略研究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既能直接为政治、外交斗争服务，又能为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创造有利条件。而战争则能够在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政治目的，并能为下一步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学设计未来，催生新一代军事理论

　　当代，世界军事变革正以大潮涌动之势，迅速席卷全球。新技术、新武器、新战法不断涌现，新学说、新观点、新理论层出不穷，新使命、新目标、新要求催人奋进。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理论创新不仅仅需要勇气和胆识，而且更需要智慧。我们要把全面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本目标和不竭动力，使带有浓重工业时代色彩的军事理论更富有信息时代的特征，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领导我军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确立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的战略思想，正确指导了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这一思想表明，通过军事理论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是我们的治军之道。

　　以信息化为标志的军事革命，是历史列车的大转轨。今天的军事领域，变化之剧烈，发展之迅猛，前所未有。整个世界军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样，在对“时”的把握上，需要开辟新的理论视野，不能把眼睛仅仅盯住现在，同时要紧紧关注未来。这就是说，不仅要看到目前的发展状况，而且要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看到现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要看到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所谓前瞻性，就是要对未来发展作出快速反应，并形成新的指导性理论。

　　富有吸引力的未来总比现实更令人神往，而把握未来需要历史的眼光。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军队对未来的设计，更侧重于从理论而不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它的用意很明确，不是提出新的具体方案或参加预算竞争，而是为高级将领提供一个研究未来作战艺术的思想库。因为技术是发明活动，理论才是创造活动。如果把视野放宽，可以看出，决定军事技术选择和运用的，只能是理论。越是复杂的技术系统，越需要前瞻性强的理论引导。

　　当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对设计未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人们注意研究的是21世纪初的技术，它需要人们研究与之相适应的战争艺术。恩格斯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具有真理颗粒的假说以鲜明的未来指向为基本特征。当前，鉴别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创造性，主要是看这种理论是否具有强烈的未来意识，以及这种未来意识的科学性如何。

　　以往，从上次战争总结、升华的理论总有一个很长的“有效期”和“再利用期”，在人们的思维习惯中，“顾后”多于“瞻前”。迫使人们放弃这种思维方式的现实是，一种理论“独领风骚”没几年，又被另一种理论所修正，理论的“一次性效应”成为普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囿于研究当前是“欺骗”未来，“欺骗”未来的代价是承受不起的。

　　设计未来往往有两种选择：或以现实为支点，对近在视野之内的“近期未来”做谨慎预测，重在思考“可能做什么”；或以未来为支点，进行具有历史性跨度的前瞻性预测，重在思考“需要做什么”。我们自然应该选择后者。

　　拨开历史的纷乱和未来的迷雾，需要我们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坚定的科学精神。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加速推进计算机模拟系统的开发和运用，提高军事理论创新的效率和质量。要努力营造创新的学术氛围，建立民主和谐的研究环境，完善激励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增强军事理论创新的活力与动力。要注重发现和培养军事理论研究人才，建立一支有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素质军事理论研究队伍。

　　先烈有言，“去者已去，来者未来，最要紧的是把今天的路走好”。当我们清晰判定我军在世界体系中的坐标后，会发现离既定目标还很远。化危机为动力，提升创新时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范震江肖天亮　张国育）